在充滿爭議的報人生涯中，汪康年不乏獨立辦報的努力，不過此時這種“獨立”與對傳統權力的依附經常纏繞在一起，曖昧難分。
汪康年與晚清各類官員交際頗多，有的交往甚密，不過基本以民間身份示人，較好保持了報紙的非官方麵貌。這位早期報人的生活充滿艱辛，經濟問題令其辦報底氣不足，但在晚清至民國報人獨立辦報的發展史上，汪不容低估。
汪氏一生，政治見解多有變化，“黨團性”並不明顯。雖與張之洞、劉坤一[73]、瞿鴻禨等官員關係頗近，但更多的是某一時期某個政治目標的短暫契合，關係上借重多於依附，所辦報刊喉舌特征較弱，這與康、梁報刊活動相當不同。早期汪康年借重張之洞運營《時務報》，也曾因“中國議會”獲得劉坤一支持，進京辦報則得到瞿鴻禨、端方等人支持。不過汪卻與上述人士不斷發生衝突和破裂，畢竟“‘借權維新’本來是一個需要不斷妥協、不斷調整的過程，汪卻過於原則性地堅持自己的獨立性，與其所借之權之間不斷發生分裂”[74]。
比較之下，“康有為，梁啟超是最先知道利用報紙作為政治鬥爭武器的人”[75]。康門弟子在《時務報》時，公開以地域黨團示人。[76]鄒代鈞評價康門“同我者黨之，異我者仇之”，點中特征。後者雖有明顯進步目的，對外則排他性明顯。汪康年雖在不同時期發起或參與一些社團，但均未持久，基本沒有歸屬固定黨團組織。身邊即使有嚴複等一批政治立場接近的朋友，彼此交往多為舊式文人的“君子之交”。從留下的師友信劄，後人能感受到這些交往多屬就事論事的應酬、討論。
汪氏寄希望於官方改革，但略帶迂腐的性格常為官場人士所厭。張之洞希望他繼續作為幕僚返鄂，但“尚書力尼其行，先生堅不從”[77]，汪最後留在上海辦報而非張之洞身邊，無疑是違張之意而堅持自身訴求，後者事實上也未將汪康年視為心腹，隻是覺得他幹練勤勉，能主持實事罷了（因籌建中國公會等，汪在新派人物中已得“通達洋務”之名）。與張關係親密的梁鼎芬曾如此表述張對汪康年的評價：“（南皮）謂穰雖不甚明白，亦有不定處，然講經濟，辦事有力。”[78]此“不甚明白”和“不定處”，顯示兩人思想達成默契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