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職業化的萌芽
民國時《再生》雜誌評論稱：“汪康年是位有野心的新聞事業家，他把報紙看成自己的事業，態度積極。在我們中國對新聞事業具有這樣高度事業心的人，要算汪穰卿是第一人。”[99]這是從“職業報人”角度，對汪康年的較早評價。
汪氏投身報刊業的早期，辦報仍被視為一種不體麵的謀生。報人地位卑下，新聞業甚至被視為“莠民賤業”。從業者被視為“固無正當之主意也。旨趣既淺，力亦薄弱”[100]。外界甚至“視報館為蟊賊”。
從籌備《時務報》始，汪康年一直沒有脫離報界。考慮到彼時“每一報社之主筆、訪員均為不名譽之職業，不僅官場仇視之，即社會亦以搬弄是非輕薄之”[101]，這已屬難能可貴。他出色的報刊運營能力，在當時報界大約成為共識。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前於1901年兩次專程赴滬，不惜重金延請汪康年推薦主筆，汪氏也差點親自加盟。後者業界地位，英斂之的評價或可佐證：“交遊博、聲譽隆。況消息靈通，複銷售寬廣。雖月出百金以上，猶為得也，豈不較碌碌凡庸者遠過十倍哉？”[102]
《時務報》之初，汪康年月薪隻開了20元。[103]這份工作經濟利益非常有限。[104]除了資金，在報業生涯的幾個轉折點，汪氏麵臨困難頗多戊戌政治風潮中，偵知《時務報》將被改為官報，堂兄汪大燮[105]建議抓緊將報館賬目及檔案清理出來，乘機退出是非之所[106]。創辦《時務日報》開始時也頗吃苦不討好，多有親友勸阻。[107]但憑借對新聞業的敏銳感覺，汪康年不僅堅持舉辦，且主導革新一躍領時代之先。
無論文采還是經營，他都稱不上那個時代最為出色的人物，但綜合素養卻堪稱罕見，可謂早期複合型媒體人。作為報館總經理，汪氏注重報紙成本、利潤及廣告發行，在中國報業起步時期頗有建樹。《時務報》在當時眾多報刊中十分突出。[108]發行持定上升，報館財務狀況良好[109]，社會影響持續提升，此舉雖非一人之力，但總經理汪康年，貢獻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