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論幹預政治
“言論報國，遂其初誌”，與很多早期報人相似，報刊在汪康年眼裏，一直是幹預國政的手段。問題在於報章雖漸多，卻“於時事多未敢深論之，或輒致殃咎，士之欲以言救國如是難也！”[128]造成這種狀況的社會心理，黃遵憲曾深刻指出，乃是“葸懦成風，以明哲保身為要，以無事自擾為戒，父兄之教子弟，師長之訓後進，兢兢然伸明此意，浸**於民心者至深”[129]。
經營者角色之外，汪康年沒有放棄撰寫言論。他的政論，大體經曆“建言改革”“輿論監督”到“輿論批判”的路徑。[130]作為《時務報》經理，汪撰寫了13篇言論，數量在報館僅次於梁啟超，不乏精彩之作。[131]其中《中國自強策》《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影響頗大，“其所著論述，變法圖存為宗旨，而自強策三篇，尤傳誦於人口”[132]。《論將來必至之勢》一文則甚至被張之洞稱為“有報以來之傑作”。
此後，短暫的《昌言報》言論膽氣不減[133]，《中外日報》以時政評論聞名，《京報》將內容分為政論、新聞兩大類，《芻言報》則完全以評論為主，基本是一張“言論紙”。檢視幾個報刊。“評論時政得失為主”為《中外日報》方針，所謂“出其所得以告當途，並陳其一得之愚”[134]，嚴複撰寫的政論更是一時之選，該報被公認為立憲運動重要言論中心，常被其他報刊轉載，時人喻為“占政界一部分勢力”[135]，也頗得官方重視：“各報多相視以為宗旨，政府亦微視以為從違。”[136]
創立《京報》的願望是在首都形成言論中心，《京報》試圖向政府疾呼救亡策略，刊登諸如《論吾國為無政府之國》《論偷安為貧弱之原因》《論吾國今日人心之大病》《書越南人巢南子海外血書後》《日法協約之深意警告政府》等文，並發表係列議論支持立憲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