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860年，逝於1911年，汪康年的一生與中國重大曆史事件契合。“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國社會蹣跚地走進了近代，走這條路不是中國民族選擇的結果，而是外國影響造成的，於是而有種種變態。”[167]汪氏之複雜和嬗變與此息息相關，激進、改良、保守、開放混雜於胸的知識分子，正是那一段痛苦的近代史產物。汪康年既無嚴複早期反對“西體中用”的敏銳，也無梁啟超後期對革命的躊躇。在保守主義方向走得更遠的他似乎是個孤獨的落伍者，終於落在時代急流之後，但是報人形象卻嵌在了曆史舞台。
無論將報刊視為一種新的社會資本，還是新的共同體容器，汪康年顯然是受益者。《時務報》開辦後，一位很久沒有聯係的遠在旅順的朋友丁其忱，向汪康年去信，表示對他的《中國自強策》表示感佩。一位不認識的士人將自己的照片送給汪康年，希望後者也將照片郵來：“俾得懸之座上，以慰企慕之私。”[168]交情不一的大小官員朋友（如陝西學政葉爾愷）也紛紛致信汪康年示好。汪的地位在《時務報》出版後快速提升，這在他辦報之前很難想象。身處社會變革之際，晚清知識人逐漸掌握新的書寫和傳播、互動方式，握有報刊資源甚至處於報刊傳播範圍之內的人士，均程度不一地獲得了新的媒介賦權。報刊構建了一個新的全國性公告平台，有效地將甲午後士人自強救國的願景聯係起來，一經推出即迅速獲得巨大反響。如果說《時務報》初期，所勾連者很多還是同年、同鄉與幕僚，這種局限不久就獲得突破。如蘇州的包天笑，並非《時務報》訂戶，隻是向朋友楊紫麟借看，他發現身邊很多人都是如此，更為重要的是，“一班青年學子對於《時務報》上一言一詞都奉為圭臬”[169]。
不太走運的是，報業生涯的前期，汪康年的成就淹沒在主筆梁啟超的精彩文字之下；後期因保守的政治態度而蔽其光芒。與留下大量精彩“立言”篇章的書寫型報人相比，汪的報刊事業似乎是一個個曆史碎片，難以形成耀眼的思想成就鏈。多數時候，他更像一個幕後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