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時代
所謂種族思想根植於少年時期，雖有章炳麟日後重構之意，不過確有重要淵源。浙江是清朝入關後內地抵抗運動最為持久和激烈的地區之一，日後著名的文字獄當事人多為浙江人，僅雍正一代就有汪景祺案、查嗣庭案等，為此厭惡浙人的雍正甚至單獨設立了浙江“觀風整俗使”一職（為其他諸省所無）。章炳麟家族的“深衣斂”傳統[26]，具有明顯的抗爭色彩。
轉向革命後的章炳麟，在各種場合和報刊中表達年少時讀《東華錄》和清軍江南所施暴行書籍，對其“排滿思想”影響巨大。此外，很早得外祖父“夷夏之說”的“啟蒙”，認為明朝亡於清廷不如亡於李自成，章炳麟自稱“餘之革命思想伏根於此”，“可見種族革命思想原在漢族心中，惟隱而不顯耳”[27]，“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中第一恨事”[28]。
不過少年種族革命情結一說，更多的應是當事人回憶式重構。人們注意到章氏在各種場合多次表達的內容，從自定年譜到給報刊、友人的信函，每次回憶幾乎都有新說法，年齡與教育內容也常有不同。
（二）《時務報》至戊戌政變：“以革政挽革命”
初入《時務報》的章炳麟，與康有為師徒雖在“尊孔”方麵產生分歧，但均希望推進現政權的改革。這時的章炳麟，可謂人生的“平和期”。剛走出書齋的他沒有太多過激政治訴求，作為一個新入道的改良派知識分子，也稱不上多大影響。
《時務報》的誕生和章的人生轉折都與甲午戰敗有關。章炳麟希望通過政府自救挽回民族危機，為此他加入強學會，後者由開明官員和維新士人組成。1897年進入《時務報》後，除了學術差異，章炳麟與梁啟超這樣典型維新派的立場並無本質區別。這時，“他在政治思想上還沒有和改良主義分清界限”[29]。比之康梁全麵政治改革的急切要求，章沒有係統的政治訴求，此時他認為主要問題在於統治者沒有善待知識分子，如果能將這一點加以改善，國家可在政府主導下自強，而傳統綱紀基礎上的“興學”和“教民”正是重要手段。因此當務之急是“以革政挽革命”。這些想法體現在《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一文中，那是他在《時務報》刊發的第二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