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華夷傳統的顯與隱
傳統士人對“夷夏”或“華夷”差別，素有情結，“華夏中心”觀（地理）、“華尊夷卑”觀、“華夷之辨”從《禮記》《春秋》等開始[41]，被寫入典籍，成為一種悠久而普及的傳統思想，對章炳麟這樣的儒家典籍研習者來說，所需要的無非是新的“回憶”。哈布瓦赫認為，社會需求促成記憶者對事件和意象的重建。[42]清末“華夷之辨”的複興，迎合了革命需要。這種激發必然帶有回憶中的重構和對滿族統治者“野蠻”曆史的新刻畫。
如果能夠保存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外來統治者便可成功轉為正統，這是少數民族政權（特別是擅長二元統治者）入主中原後依然能夠生存發展的原因之一。華夷關係在“文化中國”框架下，堅持互相轉化甚至互換。這種關係在不同曆史時期，呈現顯性與隱性的不同麵相。表麵上，“文化中國”似乎忽略華夷或民族衝突，不過諸如以“種性”“氣類”[43]來分別華夷的漢族中心主義，一直存在，隻是隨著曆史環境和政治變化或顯或隱。在南北朝、南宋、元朝和晚明等時期，漢人處於弱勢地位時，華夷關係緊張，種族排外趨勢則彰顯。[44]晚清，這種關係的緊張再次出現，特別是甲午和庚子事變之後國家外交上的屈辱。此前，無論是“師夷之長技以製夷”還是“扶清滅洋”，實質上均以國家利益為本位，在漢民族主義沒有被大規模傳播、宣傳之前，夷夏之防的對象已成功從清初的民族矛盾轉向外來侵略者。對於一般士人來說，以種族主義革命去推翻作為“恩主”的朝廷，也無疑有很大的心理障礙。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有其複雜性，同時它表現的形式是多元族群的族群中心意識，但實質上它是以漢人族群中心意識為主題。”[45]不僅章炳麟，其他激進人士也多如此。例如，曾傾向革命的劉師培對此表述為“中國者，漢族之中國也”。這種民族主義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國家乃至文化上的危機。官方現代化努力的挫折，籠罩在幾乎每一個知識分子頭上，最終促使章炳麟等人尋找新的文化資源（如國粹），漢民族主義無疑符合上述需求。章炳麟稱，打倒清政府，隻是為了避免中國淪為西方殖民地。他在《民報》《革命軍月份問答》一文中稱：“言種族革命，則滿人為巨敵，而歐美少輕。以異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會政治計之，則西人之禍吾族，其烈萬倍於滿洲。”這種邏輯在革命者中普遍存在，《革命軍》《警世鍾》等文均嚴厲批判清政府對洋人的諂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