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啟超的國家主義
當《清議報》出版到一百冊，梁啟超解釋這張報紙的追求：“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1]對他而言，解決民智、民氣，皆為解決國家問題，這一點他在另外一篇文章裏說得更加清楚：“故善謀國者，必自養國民之氣，開國民之智始。”[2]
變法失敗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思想起伏不定，但一個重要轉變是“國家主義”的導入，德國人伯倫知理對他影響頗大，後者在習得伯氏國家理論後，認為這代表20世紀思想潮流，而此前傾心盧梭的“人民主義”則屬於過去的19世紀。在《新中國未來記》中，梁啟超多次提到國家主義，並借主人公黃克強之口說，他曾經喜愛的盧梭等學理在現代的歐洲，“已算是過去陳言了”。
1901年10月，《清議報》第94、95冊所載《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可視為梁對伯倫知理學說的首次深入響應。經過對盧梭的汲取和改造，梁啟超顯示了新的思想轉向。關於這次變化的解釋存在爭議，有人認為這是他從美洲返回之後的突變，有人則認為從“群”到國家主義，梁啟超的集團主義傾向由來已久。不爭的事實卻是1903年10月之後，梁啟超國家主義者麵貌日益突出，他反對將人民權力無限放大或陷入無政府主義。此前的美洲旅行之中，梁對中華會館數十處議事模式的考察，印象相當悲觀，他將之稱為“寡人專製政體”或者“暴民專製政體”[3]。
作為一名公法學者和“現代國家”概念的提出者，伯倫知理思想核心為“國家”相當自然，不過讓梁啟超獲得更多共鳴的卻是伯氏關於“國家有機體”的比喻。所謂“國家有機體”，如同人體靈魂和軀體的聯係[4]，對梁啟超來說，魅力還在於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接，儒家思想係統不僅具備“有機論”，在追求國家富強方麵，經世致用的訴求與德國人的國家理論也相當契合。在走出傳統“文化中國”，打通列文森（J.Levenson）所說的從文化主義通向國家主義之路上，梁啟超得伯倫知理助力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