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與開明專製的主張，源於梁啟超認為中國民眾沒有脫離部民、臣民而成為國民、公民。考察舊金山華人社會後，他頗為無奈：“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隻可以受專製，不可以享自由。”[27]所謂“新民”，出發點乃是“自新”，目標是通過“自新”和推己及人，最終追求國家富強振興。戊戌前後，梁啟超對此已有自己的認識，並將之寄托於報館：“各國民智之開，皆由報館，故於維新之始，首注意於是也。”[28]
由於體製內改革（戊戌）和體製外行動（自立軍）均告失敗，這使“梁啟超深刻了解到改造中國的困難，也使得他更為認識到以‘宣傳’來啟發民智的重要性，而開始‘專以’宣傳為業”[29]。那麽，報紙這種新式媒介，對解決上述難題究竟功用何在？
首先，梁啟超持這樣的觀點：“新民”需政府之外的力量培養。流亡日本，從《清議報》到《新民叢報》，兩個意味深長的名稱多少顯示了微妙變化：仍持支持官方改革立場，不過重心從向上的“建言清議”轉為向下的改造國民。以《新民叢報》為平台，梁啟超將“新民”思想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內地。將報刊作為手段，除了這是一個可操作的現實手段，也與他對“新民”的理解有關。梁啟超的“新民”概念，頗受日本思想家福澤渝吉影響，後者以“內在精神”發展來界定人類文明發展史，梁多次提及“民氣”和“國民元氣”，並專門撰文解釋“民氣”或“元氣”，甚至以此解釋諸多政治理念（如稱“憲法者一國之元氣也”[30]）。梁啟超認為“國民元氣”非“一朝一夕”“一人一家”可促成，而是依賴一個長期、係統的培養。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培養“非政府等外力所能強迫”[31]。因此作為外部力量的報刊成為一種不可替代的工具，況且在傳播範圍和培養效力上，後者優勢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