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報刊為國家而非政府
伯倫知理的國家主義，強調“國家不是必要的惡，而是必要的善”[49]。得此啟蒙的梁啟超以國家富強為政治行動落腳點。流亡之前的言辭雖不無激烈之處，總體上可視為體製內建言，以君上為最終裁量者，所謂“上循不非大夫之義，下附庶人市諫之條；私懷救火弗趨之愚，迫為大聲疾呼之舉；見知見罪，悉憑當途”[50]。這種言論帶有顧炎武式的傳統士人責任自覺。
不過梁啟超自始至終貫穿著批判氣質，辛亥前夕甚至公然號召民眾“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良政府”[51]。這一切寄托著他改造國家的理想。
首先，報刊塑造國民的啟蒙，對傳統政治構成無法避免的“超越”。伯倫知理國家有機體下的國家主義，已將國家視為單獨的公共實體，超越或否認傳統君主與臣民之間的私法關係。梁啟超攝取國家主義的訴求雖更多落於實現有機體秩序和諧，卻須承認“君臣一倫，尤不足以盡國家倫理”，“國家者，尤非君臣所能專有，若僅言君臣之義，則使以禮，事以忠，全屬兩個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52]。梁將君臣、父子視為舊倫理，將社會、國家倫理視為新倫理，前者屬私人對私人，後者則是私人對團體。“私相授受”的家天下一直遭梁啟超強烈批判，他苦心孤詣塑造的“新民”也絕非專製王權統治下的臣民。
梁先後提出三種國家起源。戊戌維新期間的“合群”說；流亡日本之初的“種族國家”說和“家族國家”說；盧梭民約論的“合意結約”說。共同點是以西方政治思想而非中國古典王權來解釋國家起源。[53]伯倫知理的“國家主義”，強調各有機體組織部分的活躍和自主性，著力政治參與的擴大。伯氏理論之所以在德國興起，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顯示各階層利益進而有利於統一國家的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