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請願運動的連續受挫，令立憲派人士陷入失望，此時梁啟超的文章亦有明顯轉向。他不無絕望地說：“誠能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勞吾民之枝枝節節以用其力者矣。”[101]在1910年、1911年的兩年裏，不再獨自衝鋒上陣的梁啟超，多作為報紙撰稿人和幕後精神領袖出現，在立憲政治的道路上和革命行動賽跑。
在請願行動進入**的兩年裏，梁啟超共發表87篇文章，其中專題談及憲政的達30多篇，約占1/3。1911年，他發表了21篇文章，關於憲政7篇，這比1910年少了很多，那一年他發表的66篇文章裏22篇關於憲政。[102]梁啟超的主要陣地是《國風報》和《國民日報》。前者停刊於1911年6月，雖然最高發行量隻有3000份，不過這個數字如果以讀者質量看，已是一個不錯的成績，該報在官方士大夫階層裏也頗得人氣。在北京，官員惲毓鼎甚至經常拿這個“流亡分子”發表在報上的文章來教育子女。
利用報紙推動政治改革，當然是梁氏重要訴求。立憲政治開啟後，他對輿論與政治的互動，有更為深刻的洞察。
作為事實上的立憲派精神領袖，梁啟超認為輿論是立憲政治的精髓，甚至立憲政治可稱之為輿論政治。這一“原則”此時在表麵上也為官方認可，在1906年9月1日頒布的“預備仿行憲政”諭旨中，出現所謂“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梁啟超的輿論政治觀念並非針對這個官方指導文件，毋寧說後者為輿論界鼓吹的立憲觀念與壓力所推動。立憲政治的展開，此時輿論機構一般被指為“議會”與“報刊”。[103]梁啟超不僅將報刊作為健全輿論的機構，並且幾乎將報刊“政論”與輿論等同。日後梁回憶說，“吾以二十年來幾度之閱曆，吾深覺政治之基礎恒在社會，欲應用健全之政論”[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