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宋教仁在一篇文章裏判斷：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回國問題，在“吾國幾無人齒及，蓋因其與吾國政治上原無何等關係之故也”[120]。然而這位革命領袖所說的並非事實。梁啟超的君主立憲沒有最終獲得成功，當他結束了流亡生涯回到中國，卻立即感受到自己憑借“言論”所獲得的巨大影響。
1912年11月13日，梁啟超從日本抵大沽，3天後來到天津，這是他15年海外流亡生涯的正式終結。陣容豪華的歡迎隊伍裏，不僅包括前直隸總督張錫鑾、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還包括革命領袖黃興。當月28日入京後，在隨後的12天裏，拜會輿論巨子梁任公成為各界時髦之舉。梁啟超赴會19次之多，成為京城一大奇觀。[121]持續的熱情多少出乎他的意料，直到此時梁啟超才能如此直觀地感受到，流亡期間《清議報》每期數千冊、《新民叢報》每期多達萬餘冊的影響究竟何在。那些散發著啟蒙思想和不同政見的報紙經過各種渠道流入中國，經由知識人群廣為擴散，紙上之人已成為舉國敬仰的對象。
早在梁歸國十年前，孫寶瑄在日記裏寫道：“凡居亞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啟超。”[122]梁啟超對此並非沒有感受，《時務報》時他不僅成為士人爭先結交對象，也是包括張之洞在內高級官員的座上賓。“當時報紙、刊物等興起不久，梁氏可以說最成功地運用和發揮了這些新傳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新思想論域方麵起了極大的作用。”[123]
盡管長期反對暴力革命，更沒有親自參加，但幾乎各界精英都將梁啟超視為走向共和的重要功臣。這很大程度上在於認可其思想啟蒙。這一切源自他在辛亥之前的言論行動：立足報界，以政論參與中國政治，並在此過程中建構自己的輿論勢力。這也是流亡於祖國之外的異見者不多的政治參與方式，正如梁啟超所說：“吾雖不敏，竊有誌於是，若以言論之力，能有所貢獻於萬一，則吾所以報國家之恩我者，或於是乎在矣。”[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