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獨立報人的序幕
在長久的曆史傳統中，中國知識精英訴求者為所謂“三不朽”：立功、立德和立言。經典儒家之後的曆代哲學流派，程度不一地表現出一種對“文化”的顯著偏好，“那就是一元論和唯智論的思想模式，它強調以基本思想的力量和優先地位來研究道德和政治問題”[1]。胡適注意到選擇性記錄和語言表達向社會施加影響的傳統，《春秋》書寫弑君36次，但用詞各有分別，內有“記者”不同的褒貶判斷，可以說開創了一個習慣：“不在記實事，隻在寫個人心中對於實事的評價。”[2]晚清至民國之所以能夠產生一係列“知識分子報人”，很大程度上在於報刊這種新的媒介能夠集立功、立德和立言於一體。如王韜所言：“功業其顯而大者也，文章其隱而小者也，然功業之久，必待文章以傳。”[3]新興報刊與此前的傳統文人書寫不同，這種立足於官僚體係之外的“社會表達”，與傳統政治體製相疏離，日趨具有抗爭色彩。報人憑借媒體和輿論構成了新的“報刊—讀者共同體”，使報刊言論成為近代中國一種新的“資本”，部分知識人重新尋得權力話語，繼而深入介入社會生活，並影響晚清政治進程。
早期報人多為“個人興趣”，甲午後以社團、職業參與，則多了政治訴求，個人謀生更多地轉向政治鼓吹和民眾動員。投入報業的知識人，自身政治參與渠道不多，正如戈公振所稱，“在野之有識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無柄可操，則不得不借報紙以發抒其意見，亦勢也”[4]。或汪詒年描述的：“怵於時世之危迫，思欲有所設施而迄不獲遂其誌，不得已始藉報章以發抒意見。”[5]早期報刊帶著“洋務”麵貌出現，與官方關係千絲萬縷，政治上亦追求穩健改良。此後，由於這一政治參與渠道的正當代，很多人對報刊的期待日增，開辦捐款者超過50人（十元到千元不等）的《時務報》可視為一批同人組織產物，“他們當時都有以報館鼓吹輿論的誌趣合作下的事業”[6]。除了辦報，人們用各種方式介入報刊，包括投稿、代售和信函意見反饋。《時務報》開始，更加接近權力中心的精英報刊出現，由於擁有令人尊重的傳統功名，報人地位大為提升，促使輿論的重要性為社會認識。辦報者雖處於民間，但憑借報刊輿論，一時左右社會心理。報館成為事實上的士人結社形式，報刊話語塑造知識人新權威形象，梁啟超、章炳麟等一批“政治意見領袖”應運而生，彌補了傳統刻板、書齋知識人缺乏超凡魅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