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革命之外，辛亥革命當然可視為一次“文化革命”。[9]晚清政治改革雖以一次急促的革命而告終結，但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卻史無前例。就本文來說，兩個曆史現象尤其值得關注。一是“抗議”作為一種“社會自由”、一種現代政治意義上的“社會表達”在晚清真正興起；二是報人群體經過流動、分化，部分知識精英走向職業化，為民國時代的獨立報人拉開序幕。上述現象是傳統政治權威衰敗和個體權利興起後，傳統公共意識與表達的曆史轉變。此過程充滿各種力量的對抗，包括階級鬥爭在內的各種政治主張已傳播進入中國[10]，成為一股隨時可能激發的暗流。中國社會力量被喚醒，反對和抗議得以釋放，媒體人獲得了新的“公共”話語建構權能，第一代媒體精英由此形成，他們從體製轉場至社會，成為一股相對獨立的勢力。
傳統走向現代的種種變遷，在根本意義上，“現代性關涉個體和群體安身立命的基礎的重新設定”[11]。這個設定中西方雖因文化、社會結構，對現代國家建構、個體權利的安排有所差異，但個人與平等觀念的崛起則帶有普遍意義。[12]
現代主義取向的公共精神、公共政治觀著眼於角色、身份、階層的分野而講求抗爭衝突和平衡。如果說在前現代文明，“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製為重新解釋和闡明傳統”[13]，隱含的前提是“過去”比“未來”更重要。現代性反思則“被引入係統的再生產的每一基礎之內，致使思想和行動總是處於連續不斷地彼此放映的過程之中”[14]。國家與家庭之外，民族與社會意識在中國傳統沒有得到孵化，知識精英雖不失批判意識，但多局限於個人或士人圈內表達，討論基本展開於君主統治框架之內。士人群體內的抗議精神來自儒家道統，但更多的是一種殉道的個體狀態，沒有實質保障。結社議論作為一個更加公開廣泛的表達，長期處於非法狀態。此外，就反思精神來看，“沒有出現建構化的異端傳統，這應該是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中的缺陷”[15]。對普通民眾來說，他們的反對或處於壓抑狀態，或訴諸激烈的民變、騷亂、叛亂，經由士紳為中介的反對意見不僅多屬被動，更是源自知識精英對底層教化意義上的責任意識，更多隻是一種“體察”或對社會安定的擔憂。普通底層中國人，以公開、合法的方式表達不滿與反對的機製、渠道缺失，不能不說致使民眾長期欠缺抗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