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研究對象問題十分重要，所以才能引發爭鳴。童慶炳曾指出，文學邊界問題“隱含了許多重大問題。比如，我們究竟處於什麽時代？是後現代，還是現代，還是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共存？又如，當今社會流行的‘主義’是什麽？是消費主義，還是求溫飽‘主義’，還是消費與求溫飽並存？再如，文學是否會消亡，還是已經消亡？對於費瑟斯通一類學者的舶來品，我們是拿來就用，還是要加以鑒別和批判？當我們吸收外來東西的時候，是否還要主體性？對於今天高科技的發展給我們帶來的東西，我們是否要加以分析？在商業大潮麵前，人文知識分子是否要保持批判精神？”[61]
對於爭鳴本身的重要性，早有學者發覺並做了相關反思研究。這裏我們僅以李春青的研究為例。李春青以自覺的反思意識，對這一邊界之爭進行了多維度的解讀，這恐怕也是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關於此一問題的最深入解讀。
李春青認為，邊界之爭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學術事件，其背後乃是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兩種研究範式的較量，因此牽涉到文學理論學科的發展走向問題。[62]為此，他對討論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挖掘。依他之見，論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存在多方麵的分歧。
第一，在言說立場方麵，文學理論研究模式持20世紀80年代的人道主義精神和精英意識，表現出一種審美中心主義的姿態，將審美與自由、人性相勾連，把維護文學的審美特征視為對知識分子自身的社會擔當和價值理想的堅守。而文化研究模式則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傾向，已然不相信任何本質，也失去了人文**，往往很理性地與其研究對象保持相當的距離，即使批判，也是隱微書寫其關於社會政治體製的具體批判。
第二，在言說者身份方麵，相對而言，文學理論研究模式偏於認同“立法者”身份，而文化研究模式則往往以“闡釋者”身份自居。持前一種身份的文學理論研究者往往以社會導師自居，試圖引領文學趣味；而持後一種身份的文化研究者則以平等的姿態與他人從事“有教養的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