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學科反思實際上就是把文學理論自身作為研究對象，屬於文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部分。它無疑是一個成熟的學科必須反複經曆的過程。當某一學科知識生產所關涉的社會文化語境及其所依托的“元敘事”發生轉型時，這種反思往往就要到來了。在我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出現的文學理論學科反思表征了文學理論學科能夠主動與社會文化語境的轉型形成互證互釋的良性關係，因而表明了文學理論學科有重構知識合法性的內在訴求和能力，這是一種成熟的表現，值得肯定。
學界對文學理論學科所進行的反思，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我也撰寫了不少相關文章。有些文章還引起了較大反響，甚至成了當時文學理論界的“事件”。但一晃十幾年過去了，對於文學理論學科反思的效果如何，當今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狀況怎樣，未來的文學理論如何等問題，我們很有必要做一次相對全麵的梳理。肖明華撰寫的《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當代文藝學學科反思問題研究》一書正有此意，其學術價值不言而喻。
該書將文學理論學科反思的現象呈現了出來，圍繞著文學理論學科反思所涉及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對象、範圍、範式、走向等方麵的問題一一進行述評。這對於學界重新認知文學理論學科反思問題大有裨益。同時，此書也有不少創見。這裏僅列舉兩例。其一，該書認為，文學理論學科曆經反思之後，形塑了反思性文學理論的知識形態。我認為，這種觀察和概括既是到位的，也是有新意的。雖然我很少用反思性文學理論的說法，但是我寫過一篇《走向自覺反思的文學理論》的論文。實際上，其中的觀點與反思性文學理論的說法是契合的。而且，我自己倡導的建構主義文學理論，說到底也是強調文學理論的反思性。比如，反思“什麽人在什麽情況下，出於什麽需要和目的，通過什麽手段，建構了什麽樣的‘文學’理論？又是在什麽情況下，何種關於文學的理論何以取得了支配或統治地位，被封為‘真理’甚至‘絕對真理’？何種文學理論被排斥到邊緣地位或者幹脆被槍斃？原因是什麽？這個中心化—邊緣化、包含—排除的過程是否表現為一個平等、理性的協商對話過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1]換言之，建構主義文學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的確可以名之為反思性文學理論。我還注意到學界李春青、趙勇合著過一本名為《反思文藝學》[2]的書，而他倆也曾參與文學理論的學科反思。就此而言，肖明華的概括是符合實際的。其二，本書為“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所進行的辯護也非常有識見。在當前文化語境下，這種辯護是有針對性的。同時，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辯護也是在守護文學理論學科反思的成果。如果我們不加反思地把文學理論理解為文學解讀學，那麽這顯然不利於文學理論參與到大眾文學/文化乃至整個社會曆史實踐中去，文學理論學科的道路恐怕又會越走越窄。因此，雖然“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這個問題並不是新話題，但對它的再闡釋有新的意義。這是值得肯定的。肖明華此書還給了我們不少可觀測的點。例如，關於文學理論的知識學反思與文學理論的合法性重構問題的討論，對文學理論的曆史書寫與另一種文學理論學科反思的挖掘，對“文學理論家”和“好文學理論”的追問，等等，這些都是有觀察價值的。這裏我就不一一列舉和詳談了。讀者若有興趣，不妨自己去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