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主義知識立場及其反思性文學理論由於是在文藝學學科反思的學術實踐中存在的，對本質主義的文學理論知識立場有明顯的指責，因此不免引發一些討論與爭鳴。何況，反思性文學理論在對文藝學學術場進行反思之時，必定會引來學術場域中不同知識生產主體的回應。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回應者當屬童慶炳、餘虹等人。
早在大學文藝學學科反思中，陶東風雖然肯定了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在反對本質主義方麵的重要推動作用，認為該教材“代表了新時期文藝學教材的最高水平”[34]，但是他又強調該教材依然沒有完全告別本質主義。例如，該教材在文學性質的理解方麵，雖然意識到了文學的性質是豐富的、多元的和開放的，但始終將審美視作文學的內在特性，把意識形態看作文學的外在性質。這種內外劃分的做法表明它試圖透過外在去發現內在的真理，並且把內在的性質看成更正確的甚至絕對正確的“真理”，這是典型的本質主義做法。顯然，《文學理論教程》並沒有意識到，將審美作為文學的內在性質其實並不是天經地義的正確認識，而隻是“一種曆史的、社會的和地方性的知識—文化建構。”[35]
由於童慶炳為該書的主編，因此人們認為童慶炳的文學理論知識立場是本質主義的。[36]同時，由於在文學“終結說”、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藝學邊界問題的爭論中，童慶炳似乎都是“保守”的一方，因此人們誤以為童慶炳是本質主義文學理論知識立場的代言人，甚至以為童慶炳樂於以本質主義立場自居。但實際情況是，童慶炳認為自己的文學理論知識立場不是本質主義的，而是反本質主義的，或者準確地說是建構主義的。一方麵，他否認那種絕對的、實體性的本質；另一方麵，他又承認建構性的本質，也就是認為在具體曆史語境中是有本質存在的。回到現實，與陶東風一致，他也認為當代文學理論知識的確有一些是“跨時空的拚湊，而不追問文本的語境和曆史的、民族的文化語境的現象，結果‘遮蔽了文學理論知識的曆史具體性和差異性’，‘遮蔽了文學理論知識的地方性（民族具體性和差異性），導致對文學理論不能做出具體的真實的理解’”[37]。但是，童慶炳認為，其所主編的文學理論教材並不是這樣的知識，其《文學理論教程》沒有本質主義的痕跡。在他看來，他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是特定語境下的自覺建構，因此，我們對它的理解要以福柯的事件化方法來進行，隻有這樣才能對它展開公允評論。[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