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從事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學人來說，關注和思考文學理論的未來這樣一個命題及其所標示的現實和理論問題是有必要的。畢竟這是一個涉及現代語境下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是否具有自覺性、科學性乃至現代性的重要問題。
不妨說，提出這個命題本身就是這種自覺性、科學性與現代性的一個表征。然而，這裏我們並不擬就這一問題本身的發生、過程、影響等進行學術史式的考察與厘定。對於知識生產來說，更為要緊的工作是去具體地理解和闡釋文學理論的未來這一較為實際的問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理解和闡釋這一問題，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對文學理論的未來進行理性的預測和獨斷的建構。我們考慮的是，如何在回答這一問題的時候，使這一問題本身問題化，從而更好地進入當代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史的語境之中。
讓我們先回到1999年。這一年是比較重要的一年。這不單單因為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紀念年，又是一個世紀末之年。更為關鍵的是，這一年，出現了杜衛先生的專著《走出審美城——新時期文學審美論的批判性解讀》、陶東風先生的論文《80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許明先生的文章《作為科學的文藝學是否可能？——文學研究的個人經驗》等文學理論類著述。[1]細讀此類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共享了反思性知識生產範式，對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反思。
《走出審美城》主要聚焦於新時期文學審美論，並對其進行較為全麵和深入的“批判性解讀”，這已然是一種反思。而且作者在該書正文部分還自覺地用了“反思”二字。例如，他認為關於中國文學理論的學科化設想與展望“是由對文學審美論的反思而做出的”。[2]細而察之，這部著作的反思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