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反思性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可以從不同視角予以聚焦和理解，這裏我們主要選擇兩個角度。
第一，是後形而上學知識觀念的推動。
我們知道，黑格爾以後的西方思想史，其主導的知識型就是後形而上學。所謂“後形而上學”，並不是一個實體的概念，不是某一個具體的思想家的理論主張，而是一個思想型的概括。在這種思想型的裝置中，人們不再采取主客二分的認知方式，不再把世界一分為二，不再去尋找那種所謂的純粹的、終極的、永恒的知識與價值。在後形而上學思想看來，根本就沒有那種知識與價值。後形而上學的這種觀念導致了反思性思維方式的出現。我們不妨以黑格爾之後的馬克思為例，來簡要論及這種知識型所導致的反思性思維方式之發生的必要性。
馬克思是一個具有後形而上學思想觀念的開創者。這裏，我們僅以其所繼承與改造的重要的思維方式——辯證思維——為例。關於這種思維，詹姆遜闡發得較為出色。詹姆遜認為，辯證思維“是思維的平方，是正常思維過程的強化，從而使一種更新了的光線照亮這些過程強化的客體（對象）”[12]。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是說我們的思維方式要有反思性，要能反思到思維本身的局限性。比如，我們的思維也不可避免地有視角選擇，已有的知識結構、文化素養、社會語境、認知興趣等都會影響我們對思維客體或對象的判斷，所以我們要“能夠覺察到自己的思維與所研究的客體是一種同等的曆史行動”[13]。
不妨提及的是，詹姆遜所闡釋的這種馬克思的辯證思維與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關聯甚密。布迪厄就力圖運用場域、資本、習性等概念反思知識/真理生產的運作邏輯。在他看來，“所有知識，不管是凡俗的還是學究的，都預含了某種建構工作的觀念”[14]。也就是說，所有知識/真理都是被建構出來的，無論是知識/真理的對象、範圍，還是知識/真理的性質、特點，都不是自然如此的，因此，都需要展開科學反思，去發現其背後利益博弈、符號暴力的事實。布迪厄為此下結論說：“社會科學必然是一種‘知識的知識’。”[15]由此可知，布迪厄力倡反思社會學本身即對後形而上學的應答與參與，這就說明了走向反思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型是後形而上學思想史的內在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