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說，從知識學的角度看，大眾文化的興起成了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轉型的一個重要的知識生產語境，使得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發生了轉型，一定意義上可謂走向了“大文學理論”[9]。所謂“大文學理論”，並不是一種實體性的文學理論形態，而是我們借以概括20世紀90年代轉型之後的文學理論的一個知識型。其具體的內涵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麵來看。
第一，研究的對象已然跨出了文學，擴大到了包括文學在內的一切大眾文化現象。這些大眾文化現象往往是與大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表意實踐活動和具有較大構造生活力量的物質產品。[10]
文學理論關注大眾文化等文化現象似乎天經地義，理由很簡單，那就是大眾文化是這個時代的重要表意符號[11]，甚至文學都已然在這個市場經濟時代不可避免地大眾化了。[12]正如有學人所言：“大眾文化的轉型使文學麵臨其產生以來最大的挑戰，文學進入邊界日益模糊的‘泛文化’狀態。”[13]另有論者指出，作為大眾文化的影視，用參照、吸收、改編等手段，使曾在20世紀80年代詩意啟蒙主流中扮演精英角色的文學轉向了大眾文化。[14]從這個方麵看，大眾文化抑或並非專指一種具體的文化形態，而是指任何一種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所具有的“現代性”。有學人甚至認為，用“泛文化”一詞並不準確，因為它本就是社會轉型的必然伴隨物，是一種全新的文化現象。[15]文學理論因此與大眾文化研究不相衝突，甚至轉向為一種大眾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或文化理論，才可謂做到了大眾文化時代文學知識生產的名副其實。[16]一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作品大都是以一種文化文本的麵目出現的，因此90年代的文學批評轉向文化批評“是一種合情合理的選擇”[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