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的轉型與大眾文化的興起的確關聯甚密，這幾近成了一個學術常識。不妨說，隻有在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的這種“大文學理論”轉型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麽審美文化、大眾文化在90年代如此迅速地進入了文學理論研究的視域之中，在合法性都未曾來得及詳加論證的情況下，它甚至就已開辟出文學理論界專門的研究領域。[35]同時，也正是在這裏，我們才能理解，這種充當了“大文學理論”的轉型功能的審美文化、大眾文化研究的知識合法性區分為什麽往往也以“轉型”為標準。由此可見，轉型為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理論提供了一種較具合法性的話語權力。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反思當下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境況時，往往會將其不如人意之處與大眾文化興起的語境勾連起來。例如，有學人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文學理論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它仍然拘守在原有的學科體係和模式中，與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大眾日常審美經驗和文化生活的關係越來越疏遠”[36]。這種說法當然有其道理，在一定程度上可謂凸顯了大眾文化的重要性，但它有忽視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已然發生轉型這一事實的嫌疑。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理論並非拘守在原有的學科體係和模式中，且不說轉型已然一如上述的發生，僅就大眾文化已然作為專門的研究領域就可以證明。有學人曾較早地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從“被歧視、受冷落的境遇一躍而成為影響文化主導性的力量，實踐呼喚一種麵對當下發言、富有闡釋效力的文學理論話語的生成。在這種情勢下，文學理論研究發生了潛在的然而卻異常明顯的轉向”[37]。不妨說，這樣的判斷是較為準確的，這恐怕是由於把大眾文化研究納入了文學理論轉型的框架之中，將諸如大眾文化研究以及與大眾文化語境相關的審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文化詩學都視為了一種新的文學理論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