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於各種原因，不少學人對當代文學理論學科進行了反思，表現出了對當今文學理論的焦慮、不滿和期望。他們大多認為，文學理論學科發生了危機[1]，需要重建合法性，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案，如文學理論的批評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西方文論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化以及文化詩學、文化研究等，這些都可謂共享了同一“知識型”。[2]
非常有意思的是，晚近又有兩位知名學者在《中國社會科學》上撰文論及文學理論的危機問題，並英雄所見略同般地表達了一些相近的看法。其一，他們都認為，當今文學理論遠離了文學經驗，脫離了文學文本，以至於文學理論無關乎文學。即使有點關聯，這關聯也非常微弱。文學理論對文學文本的解讀變得低效或無效。在他們看來，這一點正威脅著文學理論的合法性，讓文學理論陷入了危機狀態。[3]其二，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造成文學理論此種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西方文論的引進。西方文論對中國當代文論的影響非常大，以至於其文學闡釋力匱乏等缺陷也影響到了中國當代文論；同時，移植的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文化相異太大，很難形成良性的互證互釋關係，這就必然導致中國當代文論的文本闡釋力弱化乃至缺失。[4]其三，他們都提出了與文本解讀相關的解決方案，如呼籲文學理論走向“本體闡釋”，即以文學文本為核心來展開理論闡釋，生產有關文學的原生話語、次生話語和衍生話語。[5]顯然，“本體闡釋”說與另一學者所提出的“建構文學文本解讀學”[6]的方案幾近形成了“互文”關係。
應當說，這兩位學者的看法非常具有普遍性。這裏我們不擬對這種看法做具體的回應，而僅就其所論文學理論無關乎文學這一點做一初步的探討。[7]誠然，我們常常能聽到“文學理論無關文學”“失落了文學感受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等說法，其意大體是說，從事文學理論研習的人不讀文學作品，不關注文學實踐活動，沒有文學感受，隻會津津樂道於西方文學理論，並且往往用西方的文學理論硬套中國文學，以至於沒有切實解讀文學作品的能力，也無法“反作用”於文學實踐活動。[8]為此，他們認為，既然當今的“文學理論無關文學”，那稱之為“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是恰當的。[9]既然文學理論無關文學，沒有文學，那這樣的文學理論對文學有何用處？文學理論因此被認為陷入了合法性危機，需要予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