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青年黑格爾派的其他成員一樣，馬克思很早就對黑格爾的國家哲學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1842年3月5日，馬克思在致盧格的信中這樣寫道：“我為《德國年鑒》寫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內部的國家製度問題上對黑格爾自然法的批判。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同立憲君主製這個徹頭徹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毀滅的混合物作鬥爭。”[6]從這封信來看，當時的馬克思已經明確地給自己提出了批判黑格爾國家觀的任務，但開始實現這一想法則是在辭掉了《萊茵報》主編以後，即在1843年3月到9月，在富有人文氣息的克羅茨納赫的田園中，在新婚妻子燕妮的陪伴下撰寫了這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主題是黑格爾的國家哲學。雖然馬克思也曾在這部手稿中說過“留待批判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看法時再來闡述”[7]、“要在《市民社會》這一章中作進一步闡述”[8]等等，但從保存下來的手稿中沒有發現他對《法哲學原理》“市民社會”（第182-256節）部分所作的摘要，也沒有專門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概念進行分析。那麽，當時馬克思為什麽會對黑格爾的國家哲學感興趣呢？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其一，由於當時的黑格爾左派已經從宗教批判轉入政治批判。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說道：“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曆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於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9]出於黑格爾左派的政治立場，再加上馬克思本人就屬於黑格爾左派中的“法哲學批判譜係”[10]，要想在政治批判領域有進一步的發言權，就必須弄清楚國家哲學和法哲學的實質，而“德國的國家哲學和法哲學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得到了最係統、最豐富和最終的表述”[11]，因此，批判黑格爾的國家哲學是作為青年黑格爾派一員的馬克思不得不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