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討論青年黑格爾對國民經濟學的吸收過程，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盧卡奇，因為盧卡奇是第一個全麵係統地追溯了這一過程的人。20世紀30年代初期，盧卡奇為了修正他在《曆史與階級意識》中的錯誤，開始研究出版不久的黑格爾的早期著作：《德意誌憲法論》和《人倫的體係》（1923年）、《耶拿實在哲學Ⅰ，Ⅱ》（1931、1932年），寫出了《青年黑格爾》這部堪稱是裏程碑的鴻篇巨製。[84]直到今天《青年黑格爾》在西方學界仍發揮著重要作用，譬如萊文的著作《不同的路徑：馬克思主義與恩格斯主義中的黑格爾》[85]就是以此為基礎的。
從內容上看，《青年黑格爾》涉獵範圍頗廣，涉及黑格爾從柏林時期、法蘭克福時期到耶拿時期的整個思想發展曆程。但其主題，是青年黑格爾的國民經濟學研究及其與辯證法的結合過程。由於盧卡奇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他的研究是以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那一評價為主線來進行的，即“黑格爾是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的。他把勞動看做人的本質，看做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他隻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麵，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麵。勞動是人在外化範圍之內的或者作為外化的人的自為的生成。黑格爾唯一知道並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86]。
從“既有積極的方麵又有消極的方麵”這一立場出發，盧卡奇首先肯定了黑格爾的經濟學研究。認為黑格爾本人雖然沒有留下什麽經濟學的著作，但是他對經濟學的認識卻構成了其社會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這正是他超越同時代的哲學家康德和費希特的地方。不僅如此，黑格爾還能夠將英國的經濟學消化和改造成其社會哲學的建構原理。他說：“對黑格爾而言，重要的並不是在經濟學的固有領地進行原創性的研究（當時的德國也完全沒有這種可能性），而是要將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各種成果有效地應用於對社會問題的認識，而且——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存在著黑格爾式的問題——要開始從哲學普遍性中去發現和揭示這些社會關係中所隱蔽的辯證法的範疇。”[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