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穆勒評注》又是馬克思與黑格爾的分道揚鑣之處。馬克思在吸收黑格爾“物象本身邏輯”的同時，並沒有停留在黑格爾的水平上，而是將他的近代社會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而且是實質性的一步。這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1）馬克思更強調人的社會化進程中異化和物象化的消極意義。在黑格爾那裏，人異化的結果是社會性的獲得；自我意識相互鬥爭的結果，是相互承認。也就是說，盡管這裏麵仍然有異化、分裂和鬥爭，但人類會在“物象本身邏輯”引導下，最終進入到一個每個人都能夠獲得幸福的“精神”世界、“人倫王國”。但是，在馬克思那裏，人異化的結果同時也會使異己的外部世界日益強大，人淪落為物象世界的奴隸；人們互相爭鬥的結果，是所有人都被物象所打敗，物象成為世界的主宰。對馬克思而言，異化和物象化是一個很糟糕的結果。
對異化和物象化的這一否定性認識反映在《穆勒評注》的理論展開上。譬如，對貨幣的討論，《穆勒評注》在按照抽象化程度，即“個別的私人所有物→貴金屬貨幣→紙幣→信用”的順序進行的同時，也是按照其與人的異化的深重程度排列的。從馬克思對貨幣的批判來看，他顯然更強調貨幣給人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在事實上將貨幣看作是社會關係的對立物，看作是壓迫人的異己力量。與馬克思相比，黑格爾的貨幣認識要積極得多，在耶拿《精神哲學》草稿中，他對貨幣隻是從它為個別性上升為普遍性提供了契機這一角度來理解的。這一差別也決定了馬克思的立場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而黑格爾，正像馬克思所評價的，還隻能是站在國民經濟學的立場上。
（2）馬克思發現了個人的社會化進程同時也是社會的分化和分裂過程，並以這一分化和對立把握了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黑格爾雖然也意識到了市民社會中“賤民”的存在，並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貧富分化問題，但他並沒有像馬克思那樣，說明為什麽市民社會會出現兩極分化，會出現雇傭工人和資本家這兩大階級，當然，他也更不可能以階級對立框架來認識近代的市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