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三個規定以及黑格爾與斯密的繼承關係來看，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概念有兩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它與古典古代的市民社會不同，它是近代才出現的，建立在與國家發生分離的基礎上的。從古代到中世紀，市民社會是指由自由民所組成的政治共同體，它與政治國家是直接同一的，每個人的私人領域就是政治領域，市民社會在本質上與國家一樣，其本身也是一個政治範疇。到了近代，隨著資本主義在西歐的確立和發展，私人領域開始與政治領域發生分離，市民社會開始與國家相分離。
第二，它是一個以國民經濟學為基礎的經濟學範疇。我們知道，同是近代的市民社會概念也存在著兩個不同的譜係：一個是以17世紀的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以及康德等人為代表的、強調市民社會政治屬性的譜係，這一譜係鼓吹個人自由的政治意義，我們可以稱其為“作為政治社會的市民社會”，這一譜係的理論基礎是自然法思想和社會契約論。另一個就是以斯密等18世紀理論家為代表的強調市民社會經濟學內涵的譜係，我們可以稱其為“作為經濟社會的市民社會”。這一譜係的基礎是近代歐洲的經濟現實和國民經濟學。從前麵的分析來看，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概念無疑屬於後者，是後者的集大成者。
相對於前者，後者即“作為經濟社會的市民社會”對於理解近代的市民社會概念更具有本質的意義。由於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確立和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發達的西歐社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經濟特征，人變成擁有私人所有的私人，經濟勞動代替政治實踐成為人的活動的主要內涵，私有者以營利為目的的生產和廣泛的商品交換創造了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即經濟社會。商品交換開始上升為人們的本質**往方式或者說結合方式，一切以交換為準繩，整個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開始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斯密很好地理解了這一點，直接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稱作是“一切人都成為商人”的“商業社會”（commercial society）。黑格爾則是在斯密的基礎上，看到了近代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革，即社會的根本性質由政治社會轉變為經濟社會這一事實，進而明確地確立起了一個不同於古典古代的、以經濟內容為核心的市民社會規定，從而使市民社會由政治學範疇轉變成經濟學範疇。在市民社會概念的形成史上，人們之所以將黑格爾視為近代市民社會概念的定型者，其原因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