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深刻的社會認識和曆史認識，得益於他對英國國民經濟學，特別是對斯密經濟學的學習和吸收，他的市民社會概念是建立在以斯密為代表的國民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
作為一個公認的事實，黑格爾早在法蘭克福時期（1800年前後）和耶拿時期（1801—1807年），就曾對爆發於英國的產業革命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興趣，並認真閱讀了詹姆斯·斯圖亞特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探究》（1767年）。根據《黑格爾傳》（1844年）的作者羅森克蘭茨（K.Rosenkranz）的回憶，黑格爾在1799年曾對這部著作的德譯本作過筆記。羅森克蘭茨這樣描述黑格爾筆記的內容：“黑格爾關於市民社會的本質、需要和勞動、分工和各種身份的資產、救濟製度和福利行政、租稅等所有思想，從結果上都集中在他對斯圖亞特的經濟學的德語翻譯所進行的批判性評注中。這一評注寫於1799年2月19日到5月16日，保存得還比較完整。”[26]隻可惜黑格爾的這一筆記沒有流傳下來。
受斯圖亞特的影響，黑格爾開始研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從目前已經出版的耶拿草稿來看，在1803—1804年的《精神哲學草稿Ⅰ》中，黑格爾第一次舉出了斯密的名字，並引用了斯密《國富論》中製釘工廠的例子。[27]此後他一直延續了對以斯密為代表的國民經濟學的興趣，直到了晚年他還重讀過《國富論》。根據日本學者植村邦彥的考察，在目前已經出版的著作中，黑格爾至少5次直接舉出過斯密的名字，即在1803—1804年的《精神哲學草稿Ⅰ》、1819—1820年的《法哲學講義》、1821—1822年在柏林大學由不知名的聽課者記錄的《法哲學講義》、1828—1830年的《哲學史講演錄》的第三部“近代的哲學”部分以及《法哲學原理》的第189節。[28]第189節是關於市民社會的“需要的體係”一節，由於這一節直接提醒讀者要參考“斯密、薩伊和李嘉圖”，再加上這一文獻有中譯本，讀者比較容易確認，現將其主要部分引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