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將概念本身的內在差別分為三個環節：“抽象法”、“道德”、“人倫”（die Sittlichkeit），而“人倫”作為前兩個環節的統一，本身又分為三個階段：“家庭”（die Familie）、“市民社會”（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國家”（der Staat）。關於這三個階段的關係，黑格爾是這樣規定的：“這一理念的概念隻能作為精神，作為認識自己的東西和現實的東西而存在，因為精神是它本身的客觀化，是通過它的各個環節的形式的一種運動。因此它是：第一，直接的或自然的人倫精神——家庭。這種實體性會向其統一性的喪失形態、分裂形態，以及其相關立場進行推移，於是就成為，第二，市民社會，這是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聯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formelle Allgemeinheit）中的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成員的需要，通過保障人身和財產安全的法律製度，和通過維護他們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來的。這個外部國家，第三，在實體性的普遍物中，在致力於這種普遍物的公共生活所具有的目的和現實性中，即在國家製度中，返回於自身，並在其中統一起來。”[15]
也就是說，家庭作為“直接的或自然的人倫精神”是“人倫”的第一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主體性（Subjektivit?t）和客體性（Objektivit?t）、特殊性（Besonderheit）和普遍性（Allgemeinheit）還處於“實體的統一性”（substantielle Einheit）當中。而到了“人倫”的第二個階段，即在市民社會中這一統一性開始發生分裂，個人從“家庭”這種共同體中分離出來，像原子那樣成為一個自立的特殊性。但是，由於單純依賴特殊性個人無法自足，個人為了生存不得不與他人聯合起來，結果社會生活又呈現出互相聯係和互相依賴的普遍性。不過，這種普遍性是以個人的利己需要為目的、靠外部的法律體係予以保障的聯合，因此在本質上仍然是特殊性，或者說充其量是“形式的普遍性”。因此，要實現人倫向更高層次的統一性的回歸，還必須設定一個“實體性的普遍物”階段，即“國家”[16]。在“國家”中，主體性和客體性、特殊性和普遍性才能真正實現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