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為了生存就必須要與外在自然界發生關係。但僅憑這一點，我們還不能將人與其他生命體，譬如與動物區別開來。在《第一手稿》中，馬克思為了批判異化勞動對人的勞動以及人的本質的歪曲，曾專門強調了人類勞動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他這樣說道：“誠然，動物也生產。動物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螞蟻等。但是，動物隻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麵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麵的；動物隻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並且隻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隻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於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麵對自己的產品。動物隻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尺度（das inh?rente Maβ，亦可譯為‘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53]
在這段話中，馬克思列舉了人和動物的差異。關於這一差異，我國的實踐唯物主義者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討論中曾予以了特別的關注，因為他們認為這是馬克思主張實踐唯物主義的根據。譬如，當時實踐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李德順就曾說：“馬克思在這一論述中提出了人的勞動的兩種‘尺度’的思想。這兩種‘尺度’就是對象的尺度和人的尺度”[54]，正是由於這兩個尺度不同，人的活動才與動物的活動徹底區別開來。王永昌也曾對這一尺度的差異作過說明：所謂的“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是客觀事物的本性和規律；而“內在尺度”則是指人作為主體的尺度。所謂勞動，就是人在認識客觀事物（“對象的尺度”）的基礎上，將自己的目的、願望、情感和意誌等“內在尺度”（“人的尺度”）賦予給外在的對象。[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