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上一章和本章的內容，這裏我想對1844年馬克思與費爾巴哈和黑格爾的關係作一個總結。
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中，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命題，即青年馬克思曾經曆過一次從“費爾巴哈的總問題”向“黑格爾的總問題”的轉變，這一轉變對於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這一“從費爾巴哈向黑格爾的轉變”並不是發生在《手稿》當中，而是發生在1845年“斷裂”時期，即《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誌意識形態》當中。他這樣說道：在《手稿》的“最後關頭”即在[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一節，馬克思曾在與自己“‘從前的哲學信仰’決裂的前夕，卻破天荒地向黑格爾求助”，試圖轉到“黑格爾的總問題”上去，但由於當時他還沒能擺脫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影響，對黑格爾的批判“無非是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多次進行的傑出批判的重複、說明、發揮和引申”，結果，《手稿》“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離即將升起的太陽最遠的著作”[39]。
平心而論，阿爾都塞能夠在20世紀60年代初看到青年馬克思曾經有一個對黑格爾與費爾巴哈態度的逆轉——在《手稿》之前，馬克思更多的是依賴費爾巴哈——過程，而且能夠在一個範式轉換的高度來理解這一轉變，是很不容易的。但很遺憾，這一轉變並不是發生在1845年，而是始於《巴黎手稿》，具體說來，是始於《穆勒評注》和《第三手稿》。從內容上看，這一轉變也不是放棄了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那樣簡單，事實上，正像本書所分析的那樣，它的實質是馬克思徹底吸收黑格爾的異化辯證法，並通過這一辯證法建構了共產主義，完成從個人到社會的演進邏輯證明。
從文獻來看，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點名批評是出現在1845年《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而且在《手稿》中他也曾給費爾巴哈以很高的評價，稱“費爾巴哈著作是繼黑格爾的《現象學》和《邏輯學》之後包含著真正理論革命的唯一著作”[40]。但是，這並不表明馬克思當時僅僅是一個“費爾巴哈主義者”，還處於“費爾巴哈的總問題”之下。正像我們在第九章中所分析的那樣，在《穆勒評注》中馬克思已經全麵地繼承了黑格爾的“物象本身邏輯”，並依此而確立起來了對社會解釋的外在性原理。而且，在《第三手稿》中，馬克思在對異化問題的理解上已經明顯地從費爾巴哈轉向了黑格爾。這些事實都表明，此時馬克思的思考框架已經告別了費爾巴哈，全麵地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而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性改造意味著曆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