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體上看，科爾紐就是以上述費希特和費爾巴哈為線索來梳理赫斯思想的發展曆程的。科爾紐寫道：“他（赫斯）在《行動的哲學》中，而且是以費希特和費爾巴哈為基礎非常詳細地闡述了作為曆史發展必然結果的共產主義原則。他從費希特那裏繼承了主觀唯心主義的曆史觀理論，以費爾巴哈為開端，將揚棄宗教領域和社會領域的人的異化視為人的解放的根本條件。”[7]按照科爾紐的這一說法，在《行動的哲學》中，赫斯同時受到了費希特的實踐哲學和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兩方麵的影響，他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將兩者結合起來的產物。
實際上，與科爾紐的其他赫斯研究著作[8]不同，在這篇《序言》中，相對於費爾巴哈而言，他給了費希特的實踐哲學以更多的筆墨。科爾紐指出，在《行動的哲學》中，赫斯不僅以費希特的“活動性”（T?tigkeit）為《行動的哲學》的原理闡明了人的“完全自由的活動”、“自由的自己規定”的本質；而且還以費希特的自由概念為軸心，將資本主義看作是“對自由的自我決定（Selbstbestimmung）的必然的否定”，並通過將人的本質視為“自由且獨立的活動”而“推導出共產主義的曆史必然性”。正是因為費希特哲學的這一背景，結果使《行動的哲學》中的共產主義思想同時兼具了濃厚的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色彩。至於費爾巴哈，盡管科爾紐說他與費希特一道構成了《行動的哲學》的基礎，但實際上他更多的是充當了理論目標的角色，即僅僅為《行動的哲學》提供了消滅人的異化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政治目標而已，並沒有像費希特那樣，成為《行動的哲學》的理論邏輯。
但是，到了《論貨幣的本質》，也就是《行動的哲學》發表後不到半年，赫斯所依賴的哲學框架就從費希特轉向了費爾巴哈。科爾紐說道：“如果說赫斯的思想在他最初試圖為社會主義奠定哲學基礎的時期還處於費希特和費爾巴哈的影響下的話，那麽在他的發展後期，他接受費爾巴哈的思想要比以前多得多，而對費希特的依賴則越來越少。”[9]赫斯之所以發生了這樣的轉變，一個原因是費希特哲學的固有缺陷，即費希特哲學往往導致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而這不符合赫斯所主張的個體與整體相統一的社會主義理念。要想克服這一缺陷，還需要把人理解為“共同存在”（Gemeinwesen），故他轉向了主張將人的本質理解為“類存在”（Gattungswesen）的費爾巴哈。因此，《論貨幣的本質》不再像《行動的哲學》那樣，把人看作是“以犧牲類為前提恣意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個體，而看作是“在和諧的類生活中為了一切人的共同利益而進行共同活動”的人。另外一個原因是，赫斯為了能夠使“行動的哲學”真正從理論走向實踐，需要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進行批判，而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方法正好能滿足他的這一要求，於是費爾巴哈的異化概念就被赫斯應用於對社會經濟現象的分析。正是由於轉向了費爾巴哈，《論貨幣的本質》同《來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張》的三篇論文相比，“有了一個巨大的飛躍”，相對於同時期的思想家而言，“赫斯也許是將費爾巴哈的學說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的唯一的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