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良知力發表了一篇題為《赫斯能夠成為青年馬克思的坐標軸嗎？——評廣鬆涉先生的早期馬克思論》[30]的論文，批評廣鬆涉“多少有些得意忘形了”[31]，並針鋒相對地提出赫斯不足以成為青年馬克思的坐標軸這一結論。
首先，良知力批評了廣鬆涉在對赫斯思想理解上的問題。譬如，在前麵關於馬克思和赫斯在“主體概念的設定方式”上的差異的論述中，廣鬆涉沒有看到“從費希特到費爾巴哈是一種進步”，反而認為費希特式的“自由”高於費爾巴哈的“人”的概念，這與人們一般對青年黑格爾派以及馬克思思想發展的認識不符；廣鬆涉沒有看到在《行動的哲學》與《論貨幣的本質》中赫斯本人的思想進步，隻是籠統地討論了赫斯之於馬克思的影響，沒有看到赫斯在《來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張》中的三篇論文與《論貨幣的本質》的方法論在原理上的差異。“單純地說，《來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張》中的論文，特別是《行動的哲學》是以赫斯的方式將費希特=鮑威爾路線純化了的無政府主義；而《論貨幣的本質》則是從斯賓諾莎=費爾巴哈流派出發去克服費希特主觀化的出發點。”[32]《行動的哲學》的核心是“以自我意識的異化和揚棄為行動的發條的變革的哲學”；而《論貨幣的本質》則是“將以現實的人本主義為基礎的異化理論應用於經濟社會”。從《行動的哲學》到《論貨幣的本質》，赫斯的思想有一個從費希特（鮑威爾）到費爾巴哈的轉變過程。從這一點來看，良知力和科爾紐的判斷一致，但與廣鬆涉是相反的。
但是，廣鬆涉卻明顯缺少這種從縱向把握赫斯思想發展的視角，結果提出了一個《手稿》中的馬克思“還處於費爾巴哈和赫斯的中間”的荒唐結論。因為，按照上述分析，《行動的哲學》的立場是費希特（鮑威爾），而《論貨幣的本質》的立場則是費爾巴哈，1843年至1844年前期的赫斯還處於無法將兩者結合起來的“兩極分解”狀態，換句話說，他自己的思想還沒有成型，頂多處於從費希特到費爾巴哈的轉變途中。而《手稿》中的馬克思雖然也受到了費希特和費爾巴哈的影響，“但是，正如《手稿》序言所表明的那樣，《手稿》動搖於費爾巴哈的所謂‘發現’和黑格爾隱秘的‘批判’之間”[33]。也就是說，此時的馬克思已經超越了“費希特和費爾巴哈”的框架而正在走向“費爾巴哈和黑格爾”的框架。不要說結合費爾巴哈和黑格爾，就是多出黑格爾這樣一個思想背景，在以批判黑格爾為己任的青年黑格爾派當中，實屬不易，譬如，赫斯本人至死都沒能真正地接近黑格爾的辯證法。因此，說《手稿》中的馬克思“還處於費爾巴哈和赫斯的中間”的判斷確實低估了馬克思的思想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