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從上麵的分析來看，馬克思異化勞動概念本身並不成熟，還存在著很多邏輯上的破綻。其原因除了經濟學知識尚未成熟之外，主要是因為當時的馬克思基本上還囿於費爾巴哈“自我異化”框架之內。誠然，由於費爾巴哈的異化缺少主體的自我複歸環節，異化隻意味著人的自我喪失，如果將這一點應用到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分析，正像馬克思通過異化勞動概念給我們所展示的，的確可以說明工人勞動得越多他就越貧窮這一道理，可以揭示資本主義的不合理性和非人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異化勞動概念就是馬克思創造性地運用費爾巴哈異化概念的結果。但是，一旦要將它用來解決包括一個“別人”或者“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問題時，費爾巴哈異化概念的局限性就展露無遺，如同馬克思在從第一個異化規定向第二個異化規定過渡時，以及在解釋第四個異化規定“人與人相異化”時所遇到的困難那樣，其理論必然會出現破綻。
這些破綻也會迫使馬克思本人進行反省。其結果就是使他意識到，迄今為止自己所接受的費爾巴哈異化概念並不適合於對於近代市民社會關係，特別是其中的私人所有關係的分析；相反，迄今為止自己所批判的黑格爾的異化概念，卻包含了透視近代市民社會深層本質、解開私人所有之謎的可能性。接下來，在《穆勒評注》和《第三手稿》中，馬克思開始了從費爾巴哈向黑格爾的異化框架轉變。其結果，就是在批判性地吸收黑格爾異化概念的基礎上，馬克思構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新型的異化理論模型，即以人的共同本質的外在性為原理，同時把這一外在性作為個體上升為社會性的必然環節，以此來實現從外部世界來解釋人的內在本質的方法論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