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年，曼德維爾以未署名的方式發表了那本在當時可謂臭名昭著的著作《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or Private Vices，Public Benefits），提出了一個近代社會特有的悖論：“私人惡德即公共利益”，在揭露近代個人的自私本性的同時，又說明了個人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公共利益。該書發表以後，引起了兩種不同的反響：一種認為它鼓吹“惡德”的合理性，因此必須封殺；另一種卻受到了很多思想家，譬如穆勒、盧梭、康德甚至馬克思[1]等人的關注，特別受到了近代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奠基人斯密的青睞。
《蜜蜂的寓言》之所以受到關注，是因為它發現了近代社會中存在的一個嚴峻的事實，即個體與整體之間的相反關係。一般說來，個體與整體是一致的，個體的善會導致整體的善，個體的偶然會導致整體的無序。這種一致關係在古代的共同體生活中得到了驗證。但是，到了近代，個體從共同體中分離出來，開始以自己的私人利益（惡德）為自己的行為準則。那麽，由此類推，由於失去了共同體這一目標，由這樣一些惡德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必將陷入一種“人對人是狼”、“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作為一個事實，近代自然法思想家也的確這樣預想過。但是，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在現實中，這一無序的“自然狀態”並沒有出現，相反卻呈現出空前有序的“社會狀態”，整體利益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實現。那麽，個體的無序怎麽會帶來整體的有序？預想中應該出現的對立為什麽會在現實中實現了統一？這顯然是近代思想家需要直麵的一個理論難題。
在某種意義上，從盧梭、霍布斯到費希特和康德，近代自然法思想家們都在試圖解決這一難題。霍布斯試圖用個體間的“社會契約”來解釋社會的產生，但由此產生的社會隻不過是個體機械相加的“原子論的體係”，很難稱得上是一個有機的整體。[2]正是因為如此，他的從個人向社會的過渡邏輯一直遭到後人的詬病，直至今日在社會學中還被視為一個尚未解決的“aporia”，被稱作“霍布斯問題”。德國的古典哲學家曾另辟蹊徑，康德把個體看作是一個“人格”，費希特則把個體看作是“自我”，“人格”能夠“為自然立法”，“自我”可以“設定非我”。由於這種個體具備了超強的自我意識，其本身就可視為一種普遍性的存在。因此，倘若要讓個體與整體實現統一，隻需將這種完美的個體放大即可。事實上，康德和費希特也都采取了這種方式。盡管這種做法的確可以使個體與整體統一起來，但是他們關於個體狀態的假定無論如何都與近代的現實不符，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解決方案具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