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最後一條，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解釋，拋開各種各樣的理由不論，大家恐怕都不會否定這一點：馬克思的理想是將哲學在曆史中實現出來。也正是在這樣的一個維度上，馬克思實現了與傳統思想的對話，並在哲學的曆史實現中，顛覆了傳統的理性形而上學。
按照阿倫特的看法，哲學的曆史實現這一問題，在思想史上體現為一次事件，即蘇格拉底之死。作為一個哲學家，蘇格拉底由於不斷地提問，在追求真理的同時打破了建構城邦生活所需要的慣性思維，因而受到審判。雖然在蘇格拉底自己的申辯中，他對自己成為被告的兩個論據都進行了批駁，並且根據當時城邦法律的規定，隻要蘇格拉底能當庭承認錯誤，或者交納一定的罰金，或者越獄逃跑，都可以逃脫懲罰。但是作為公民的蘇格拉底選擇了死亡。對於這個事件，阿倫特通過討論蘇格拉底的申辯，認為這是哲學與政治的衝突，體現為一種雙重的相互離棄，即“城邦不需要哲學家，而朋友們則不需要政治爭論”。[1]城邦的政治生活就是公共生活，在這個意義上，阿倫特認為，公共生活不需要哲學，哲學也無法在公共性的政治生活中實現，這正是政治與哲學的分離過程。
大約正是看到了這樣的結局，作為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的理想就體現為哲學的政治實現這一主題，而這個主題在柏拉圖那裏，又是一個悖論，即哲學的政治實現最終表現為哲學與政治的分離，這是阿倫特關於柏拉圖洞穴隱喻的分析所關注的問題。住在洞中的人，也就是生活在城邦中的人，手腳被牢牢捆住，隻能看到洞壁上的影像。而哲學家擺脫了枷鎖，實現了第一個轉向，看到了洞穴後麵那堆燃燒的火光，相對於影像而言，這更為真實。而當他走出洞穴，看到了外麵的陽光時，才發現這是最為真實的，伴隨著這個看見的過程的，是“轉向”帶來的艱難。這裏的陽光也就是柏拉圖所謂的理念，這是一切存在的理性之光。“它的確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確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見世界中創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決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見了善的理念的。”[2]如果善是一切行事的標準，那麽政治就應該以合乎善的理念為準繩。也正是在這裏，柏拉圖對蘇格拉底事件進行了嘲弄：“如果有人從神聖的觀察再回到人事；他在還看不見東西還沒有變得足夠地習慣於黑暗環境時，就被迫在法庭上或其他什麽地方同人家爭訟關於正義的影子或產生影子的偶像，辯論從未見過正義本身的人頭腦中關於正義的觀念。如果他在這樣做時顯得樣子很難看舉止極可笑，你認為值得奇怪嗎？”[3]這裏哲學家再次遇到了問題，看到了陽光的人極力想對洞穴中的人揭示影像是一種假象，但一方麵哲學家受到了眾人的嘲弄，另一方麵哲學家對洞穴曾經有的熟知感，也隨著兩次“轉向”而陌生化了。哲學的實現仍然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按照阿倫特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蘇格拉底式的辯證法已經失效，作為朋友間談話的辯證法，並不能起到法庭上的說服作用。“說服與辯證法之間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前者總是在向一群人說話，但隻有兩人之間的對話才有可能成為辯證法。蘇格拉底的錯誤就在於是用辯證法向審判官們說話，這使得他無法說服他們。另一方麵，由於他要顧及勸說這種方式所固有的種種局限，他的真理也就變成了諸多意見中的一種，也就和審判官們對真理的視而不見同樣一錢不值。”[4]哲學要實現自己，就必須使哲學家成為王者，這是哲學的實現途徑。也正是在這裏，以哲學的理念作為最高的現實原則，是柏拉圖哲學的理想。“這樣的開始，是由柏拉圖在政治與哲學之間劃開的一條很深的鴻溝。”[5]對於柏拉圖的這一意圖，阿倫特做了這樣的評價：“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之後發展出了新的類型的哲學家。這種新的哲學家隻是由於非政治的因素，對人類事項世界不關心；也正是由於輕視人類事項世界，所以，麵對著共同的世界能保護自己。”[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