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論證了日常的此在處於一種計算性的時間境域中，這正是此在遺忘存在、沉淪於日常性的流俗時間。“流俗領悟所通過的‘時間’的種種特性之一恰恰就在於：時間被當作一種純粹的、無始無終的現在序列，而在這種作為現在序列的時間中，源始時間性的綻出性質被敉平了。”[3]時間變成了一種線性化的、可以即時計算的物，存在就在這種可計算性的即時中到場，成為存在者。在這個意義上，時間規定了沉淪的此在。這種可計算的時間，從技術層麵來說，有賴於時鍾的產生。“時鍾如此造成的基本確定性即不在於指示時間的持續，也不在於指示時間現在的流量，而是在在於持久地固定當即（即當下——筆者注）。”“當即是什麽意思？比如，‘我當即看手表’。……我是否就是這個當即？其他人是否都是這個當即？如是，那時間就是我自己，所有其他人都是時間。”[4]由時鍾度量的時間成為工業化時代人們的存在境域。“‘人們’的手表以及一切鍾表都指示與他人共同在世的存在。”[5]
從海德格爾的整個論述來看，時鍾成為時間的尺度當然是技術作用的後果，這種流俗意義上的時間，實際上早就被確定了，即早在人們麵對太陽確定時間節氣的時候，體現存在境域的源始時間就開始了向平均化的時間的滑落。海德格爾的批評是一種思想史與文化史的反省。在這種反思中，技術的“座架”讓所有的人都成為無差別時間中的“人們”或“常人”。但這裏的問題在於，如果從社會曆史的意義上來說，時鍾何以能夠成為日常生活的時間度量器？因為在以循環時間為主要境域的農業文明中，即使時鍾所度量的時間存在著，對人而言也並無根本的意義，農業生產也無須精細到每小時、每分鍾，隻有到了工業文明之後，時鍾才獲得了社會存在的意義。對於海德格爾來說，這種農業文明的時間與工業文明的時間或許隻有量的差異，但如果從馬克思的論述出發，這種差異恰恰是根本性的。從社會存在或者說社會結構的變遷來說，商品的普遍化才是時鍾所衡量的時間得以流行的基礎。隻有在這個新的社會存在基礎上，物化的時間才可能成為一切存在的境域。對馬克思時間理論的這一新解讀，將構成重新閱讀《資本論》，並以資本邏輯為基礎重新建構曆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