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與《資本論》中關於分工的章節加以比較，表麵看來，兩者在理論邏輯上似乎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不同的地方在於《資本論》將《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的理論更加係統化、邏輯化了。如果深入到兩個文本的基本邏輯，我認為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前麵的筆記中，馬克思還沒有真正區分勞動與勞動力，勞動本體論與資本邏輯共同構成了討論的基礎，在立論的根本上，此時的馬克思是從勞動出發的：“勞動本身——勞動，而不是它的產品——的交換價值，由於生產方式本身，而不僅僅是由於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契約，成了工人必須出賣的唯一東西。勞動在實際上成了工人的唯一商品，而商品本身則成了支配生產的一般範疇。”[39]這種從勞動本身出發來批判性地討論分工，從其自身的理論邏輯來說，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繼續，這也是為什麽我在前麵強調，《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是一個過渡性的文本的原因。
大家可能會問，從勞動出發來討論分工有什麽問題嗎？如果我們換個視角就可以看出這裏的問題所在。李嘉圖社會主義者霍吉斯金繼續了斯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在《通俗政治經濟學》中，當討論到分工時，他基本上照抄麥克庫洛赫關於斯密的討論，而麥克庫洛赫對斯密的分工理論，也基本上是全盤接受。作為社會主義者，霍吉斯金強調的是分工的積極意義，並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必須指出，這種做法的全部利益理所當然地集中於勞動者；它屬於勞動者，它理應使勞動者更為悠閑或增添勞動者的財富。”[40]霍吉斯金也沒有看到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力，從而想當然地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勞動體現了人的自然本性，進而不言自明地認同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把勞動看作人的自然本性，這正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勞動本體論的內核。而在《資本論》中，當馬克思確認勞動力成為商品時，作為體現人的本性的勞動讓位於能夠被量化的勞動，後者是一種形式化的勞動，正是這種形式化的勞動才可以用工資來度量。[41]因此，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雖然在總體框架上，馬克思已經轉向了資本邏輯，但由於還沒有自覺界劃勞動與勞動力，他對分工問題的討論還沒有徹底置於這一新的邏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