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現實形態而言，精神世界無法離開成己與成物的過程。這不僅在於精神世界以成己與成物為指向，而且表現在它本身形成於成己與成物的過程。從成己與成物的維度看，廣義的精神世界既包含人性境界，又涉及人性能力。如果說，前者（人性境界）通過指向成己與成物而確認了人自身存在的意義，那麽，後者（人性能力）則從一個方麵為成己與成物提供了所以可能的條件。
如前文所論，人性境界首先以理想意識與使命（義務）意識展示了精神世界的人性內涵。相對於此，人性能力更多地表現為認識世界與認識自我、變革世界與變革自我的現實力量。作為成己與成物所以可能的條件，人性能力既不同於抽象的邏輯形式，也有別於單純的意識或心理功能。以感性與理性、理性與非理性等統一為形式，人性能力呈現綜合的性質和具體的形態，並內在地作用於人的知、行過程，知、行過程所達到的深度與廣度，總是相應於人的不同能力。就其不同於外在的手段而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不同於抽象的邏輯形式而融合於人的存在過程並與人同“在”而言，它無疑具有人性的內涵。[53]
然而，盡管人性能力內在地展現了人的本質力量，但這並不意味著其存在與現實作用必然合乎人性發展的方向。正如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勞動的異化往往導致人本身的異化一樣，人性能力也包含著異化為外在手段和工具的可能。近代以來，隨著科學的凱歌行進，以科學技術為主導的視域，漸漸滲入社會的各個層麵。在科學的領域，自然及其他存在首先被作為對象來處理。當科學取得較為成熟的近代和現代形態時，這一特點表現得更為明顯。海德格爾曾對現代的技術做了分析，並認為可以用座架（Gestell）來表示這種技術的本質：“座架（Ge-stell）意味著對那種擺置（Stellen）的聚集，這種擺置擺置著人，也即促逼著人，使人以訂造方式把現實當作持存物來解蔽。”[54]座架具有限定、凝固的意義，它把人與自然的關係限定和凝固在認識與被認識、作用與被作用等關係中，而自然（即廣義的存在）則由此成為一種可計算的對象。科學與技術當然有所不同，但二者並非彼此懸隔，技術將存在對象化的趨向，也從一個方麵折射了科學思維的對象性特點。事實上，海德格爾在揭示技術將自然對象化的同時，也指出了科學的同一特征：“理論將現實之物的區域確定為各種對象領域。對置性的領域特征表現為：它事先標畫出提問的可能性。任何一個在科學領域內出現的新現象都受到加工，直到它可以合適地被納入到理論的關鍵性的對象聯係之中。”[55]與對象化的思維趨向相聯係，科學更側重於對世界單向的發問與構造，後者往往導向對人自身存在意義的淡忘。就人的存在而言，科學本身當然並不僅僅表現為負麵的形態，事實上，科學在敞開世界的同時，也為成己與成物的過程提供了更廣的空間。然而，當對象化的思維趨向引向對人自身的理解時，人是目的這一價值原則往往會變得模糊，而人本身也容易在被對象化的同時麵臨物化之虞。與之相聯係的，則是人性能力的工具化趨向：當人本身漸趨物化時，人的能力也將逐漸失去作為成己與成物內在根據的意義，而僅僅被視為指向科學對象或達到某種科學或技術目標的工具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