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經學的實證化過程中，盡管仍存在著某種形上的趨向，但它畢竟在經學的形式下提升了“技”的地位。當然，在清代學者那裏，以語言、文字學等形式表現出來的“技”，主要被用於經學研究（治經），其範圍基本上限於文獻考證與詮釋。從理論形態看，經學的實證化過程更多地上承了古文經學的傳統。19世紀初，隨著社會的變遷與今文經學的複興，學術的趨向也開始發生了某種變化，後者突出地表現為：經世致用的問題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而所謂“技”則相應地逐漸被賦予了新的曆史內涵。
清代的今文經學初起於嘉慶末年，漸盛於道光期間。作為經學的不同學派，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之分可以追溯到兩漢。從學術旨趣看，古文經學注重名物訓詁，今文經學則以發揮微言大義見長；前者在治學方法上傾向於實證研究，而與現實政治相對疏遠，後者注重對經義的闡發，往往與現實的政治理念聯係在一起。清初至乾嘉，學術的主流主要是古文經學一係的漢學，在以科學之“技”治經的同時，其現實政治的關切也往往趨於淡化。道光期間，以今文經學的複興為契機，學術與經世的關係開始由遠而近。
清代今文經學的複興，常常被溯源到莊存與（1719—1788）、莊述祖（1750—1816）、劉逢祿（1776—1829）、宋翔鳳（1779—1860）等人，但真正賦予今文經學以新的曆史內涵的，則是龔自珍和魏源。龔自珍（1792—1841）在經學上傾向於公羊學，主張通經以致用。從傳統的今文經學（公羊春秋學）的變易觀點出發，龔自珍更多地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采取了批判的立場，並提出了社會變革的要求。在他看來，當時的社會已由盛向衰，如果不加以改革，便必然將導向亂世，而要變革，則必須“通乎當世之務”[1]。不過，龔自珍盡管已朦朧地預感到舊時代即將終結，但作為舊時代中的人物，其視域並未能完全超越他所處的時代。從龔自珍的自述中，便不難看到這一點：“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隻販古時丹。”[2]衰世固然需要救治，但救世之術，卻依然不脫往日的舊方。從生活的年代看，龔自珍基本上屬前近代，事實上，在鴉片戰爭爆發後的翌年，龔自珍便告別了人世，而鴉片戰爭則通常被理解為步入近代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