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代知識分子，林則徐、魏源對西方文明和西學（包括科學）的理解，既折射了他們這個時代所達到的眼界，也影響了其後繼者的視域。晚清的洋務知識分子，在某種意義上便是以林則徐、魏源為其前驅。
與林、魏相近，在比較西方之所長時，洋務知識分子亦將器與技提到了突出的地位。馮桂芬在談到如何師夷這一問題時曾指出：“且用其器，非用其禮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10]禮泛指一定的觀念係統及與之相應的製度、規範等，器則是物質層麵的對象，其具體內容首先是堅船利炮。[11]與洋務知識分子立場基本一致的洋務派，同樣持類似的看法。洋務派的早期代表曾國藩即認為：“將來師夷智以造船製炮，尤可期永遠之利。”[12]直到後來的李鴻章，在談到西方之長時，依然著眼於器與技：“查西洋諸國，以火器為長技，欲求製馭之方，必須盡其所長，方足奪其所恃。”[13]在這方麵，洋務知識分子與洋務派的眼光似乎沒有超出林、魏輩。
當然，隨著曆史的演進，“器”與“技”的內涵也逐漸有所變化。在注重堅船利炮的同時，洋務知識分子亦開始注目於民用機械與技術。馮桂芬便已注意到近代農用機械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認為在田廣之地，“宜以西人耕具濟之，或用馬，或用火輪機，一人可耕百畝。”[14]廣而言之，一切對國計民生有利的器與技，都應普遍地引入。[15]從堅船利炮到民用器技，“器”與“技”超越了軍事領域而漸漸走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
就科學與器技的關係而言，器與技固然並非與近代的科學完全隔絕，但在器與技這一層麵，科學主要與實用的對象聯係在一起，處於形而下的層麵。不過，從科學觀念的傳播和影響看，相對於抽象的理論形態，器與技往往以更直觀的形式展示了科學的價值，從而更易於為人們所認同與接受。在器與技的形態下，科學作為一種有形的力量，構成了對社會運行的現實範導。事實上，正是以確認器與技的作用為前導，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早期的近代工業開始在中國誕生。1861年，曾國藩創辦安慶內軍械所；1862年，李鴻章創辦上海洋炮局；1864年，蘇州洋炮局建立；不久，江南製造局創立；同一時期及爾後建立的近代工業尚有馬尾船政局、金陵機器製造局、天津機器製造局、山東機器製造局，等等。盡管這些企業一開始都帶有軍事工業的性質，但隨著軍事工業向民用工業的擴展，以器與技為表現形式的科學也越來越顯示出其對社會發展的意義。在這裏，器與技似乎成為科學的某種載體，正是借助於這種載體，科學的價值逐漸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肯定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