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隨著維新運動的興起，具有維新傾向的近代思想家的目光開始進一步由形而下的器與技，轉向了思想、觀念、製度等層麵，思想的啟蒙與觀念的變革成為思想家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以之為背景，對科學的理解與闡發，也往往與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彼此交錯互滲。在近代思想的這一衍化過程中，科學不僅由器、技提升為天地間公共之道（作為自然之理的“道”），而且開始被引向價值觀意義上的道。
如前所述，薛福成、鄭觀應等洋務知識分子已表現出超越器、技的趨向，維新思想家大致上承了這一思路。在分析西方所以強盛的原因時，康有為指出：“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學、新法之書。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學：理則心倫、生物，氣則化、光、電、重，蒙則農、工、商、礦，皆以專門之士為之，此其所以開辟地球，橫絕宇內也。”[33]同樣，中國欲變法圖強，也必須注重科學：“夫中國今日不變法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變不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欲開農、工、商、礦之學，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34]這些看法，與洋務知識分子“格致為基，機器為輔”之說相近，體現了近代思想衍化的曆史延續性。
不過，與洋務知識分子主要注目於格致之學本身有所不同，維新思想家要求超越外在的作用（事之見端），進而把握格致之學內含的深層“命脈”：
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所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跡，即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雲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35]
在以“器”為形下之粗跡這一點上，嚴複與洋務知識分子並無分歧，但較之洋務知識分子停留於從器到學的轉換，嚴複強調格致之學本身仍屬形於外者，而並未達到內在的命脈。從格致之學的角度看，所謂命脈，即是黜偽而崇真；簡而言之，即“真”的原則。作為命脈，“真”的原則已不僅僅與製器等過程相聯係，而是同時具有某種普遍的價值觀意義。在此，作為科學的格致之學，已開始越出器物研究的層麵，向價值係統趨近。如果說，“真”體現了後來所謂“科學的精神”，那麽，與“真”相輔相成的“公”，則多少內含著近代民主政治的意識；以“真”與“公”為命脈，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20世紀初推崇“賽先生”和“德先生”的先聲，而二者的這種曆史聯係，亦從一個方麵彰顯了“黜偽崇真”的價值觀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