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考察表明，20世紀初，科學已確乎被泛化與提升為一種“主義”，並漸漸滲向知識學術、生活世界、社會政治各個領域。在追求知識、學術統一的努力中，科學趨向於在知識領域建立其霸權；以走向生活世界為形式，科學開始影響和支配人生觀，並由此深入個體的存在領域；通過滲入社會政治過程，科學進而內化於各種形式的政治設計，而後者又蘊含著社會運行“技治”化的趨向。科學的這種普遍擴展，既涉及文化的各個層麵，又指向生活世界與社會領域，其中包含著多方麵的曆史意蘊。
作為知識體係的科學，在五四時期何以會泛化為一種普遍價值—信仰體係？除了中國近代由技到道這一科學演化過程的製約之外，它還與20世紀初，特別是五四時期特定的曆史背景相關。如所周知，五四是一個文化裂變的時代，傳統的規範、觀念、價值、信仰等，至少在表層上受到了普遍的衝擊。這種衝擊和否定當然並非始於五四。但正是在這一時期，它達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麵對舊的價值—信仰體係的崩潰，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擺脫了傳統內在束縛的同時，也產生了某種迷茫而無著落之感。他們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價值—信仰體係，以便重新獲得依歸與範導。而傳統的觀念體係，也隻有在新的價值—信仰體係確立之後，才能真正超越。於是，重建價值—信仰體係便曆史地提到了五四知識分子麵前。就其本質而言，價值—信仰體係既應當具有可信的品格，也應具有世界觀的功能，前者決定了它至少必須在外觀上包含真的形式，後者則要求提供最大限度的涵蓋麵。在近代中國，隻有科學才內在地包含著被賦予以上二重品格的可能：這不僅在於科學以真為追求目標，而且在於科學思想本身蘊含著較大的理論張力：從明清之際到近代，科學往往糾纏於形上形下之間，便表明了這一點；嚴複等維新誌士在將進化論等提升為普遍的天演哲學（救亡圖強的一般根據）時，更是進一步朝普遍泛化的方向邁出了一步。這樣，當五四知識分子為重建新的價值—信仰體係而上下求索之時，嚴複輩的終點便成了他們的起點；科學經過再一次升華與泛化而成為一種新的範導體係。正是由於科學主要作為價值—信仰體係而被推至時代的前台，因而它一開始便超出了具體的實證與經驗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