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建學術、知識的統一，到入主人生領域；從生活世界的存在，到社會政治領域的運行，科學的影響涵蓋了社會的各個方麵。隨著向各個社會領域的這種擴展，科學的內涵也不斷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當程度上已超越了實證研究之域而被規定為一種普遍的價值—信仰體係。在1917年所撰的《再論孔教問題》一文中，陳獨秀便明確主張“以科學代宗教”。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序》中，也自稱為“信仰科學的人”。作為信仰的對象，科學顯然已不同於實證的具體知識形態，而是被賦予了某種世界觀的意義。正是內涵的如上轉換，使20世紀初的“賽先生”（科學）成為文化變革的重要旗幟。
20世紀初的思想界，在推崇與倡導科學的主潮之外，亦存在懷疑、批評、責難科學的潛流。一些堅持傳統價值體係的知識分子，對科學往往持拒斥的立場。薛祥綏在《講學救時議》一文中，甚而斷言：“功利倡而廉恥喪，科學尊而禮義亡。”[49]禮義既是一般意義上的規範，又常常被視為傳統價值體係的象征，科學與禮義不並立，意味著科學與傳統價值體係的不相容。對科學的這種抨擊和否定，在當時新舊思潮的激**中代表了一種頗具典型意義的趨向，它可以看作是走向近代過程中出現的曆史回流。以此為背景來反觀科學的泛化便不難看到，將科學提升為一種正麵的價值體係，意味著從價值觀的層麵確認科學存在的合理性，後者無疑可以視為對近代反科學曆史回流的一種積極回應。
將科學提升為價值—信仰體係，其意義當然不限於對科學價值的維護；它在更內在的層麵涉及思維方式的變革，這種思維方式常常又被稱為科學精神。新潮社的重要人物毛子水曾對科學精神作了如下解說：
凡立一說，須有證據，證據完備，才可以下判斷。對於一種事實，有一個精確的、公平的解析：不盲從他人的說話，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擇善而從，這都是“科學的精神”。[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