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領域更多地與個體的存在相聯係，在人生領域之外，是更廣的社會文化過程。由人生的科學化進而外推，便涉及科學與社會文化過程的關係。與人生觀上的科學走向相一致，近代的一些思想家亦試圖以科學的精神實現社會文化的轉換。五四時期出版的《少年中國》便明確提出了如下宗旨：“本科學的精神，為文化運動。”以科學改造社會、重建文化，確乎構成了一種普遍的時代意向。
五四時期，科學與民主並足而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兩麵旗幟。相對而言，民主更多地關聯著社會政治的變革，但民主本身在當時的思想家看來又總是與科學息息相關，陳獨秀將二者比之為舟車之兩輪：“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35]對科學與民主的這種溝通，同時也似乎為科學對社會政治變革的作用提供了根據。事實上，陳獨秀便把科學視為社會進步的條件：“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36]從科學與民主的並立，到科學為社會進步的前提，科學的精神進一步滲入了社會政治哲學。
科學向社會曆史領域的擴展，首先表現於社會政治結構的設計。1922年5月，《努力周報》以政治宣言的形式，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該文的實際起草者是胡適、丁文江等，署名者大多為當時北京大學的教授及其他知名知識分子。宣言所討論的，主要是政治變革的問題，其目標則是建立“好政府”。所謂好政府的內涵包括：“在消極的方麵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麵是兩點：一，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這裏所涉及的政治監督、個人自由、社會福利等，也就是當時理解的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之一，而把這些目標與政治機關聯係起來，則蘊含著對機構運作、操作程序的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