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玄學的論戰雖然發端並首先展開於人生觀，但它所涉及的問題卻並不限於人生之域。正如論戰的主題（科學與玄學或科學與人生觀）所表明的那樣，人生觀的論爭，始終伴隨著對科學的不同看法，而在關於科學價值的不同評價之後，則蘊含著對現代性的不同態度與立場。
從20世紀中國曆史的演進看，科玄論戰並不是一種偶然的文化現象。論戰發生於後五四時期，五四以來的文化論爭，為論戰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背景，而走向現代的過程，則構成了其更廣的曆史前提。作為一個曆史過程，現代化的走向似乎包含著一種內在悖論。一方麵，從前現代到現代的轉換，意味著人類在科學、經濟、社會各個領域都躍進至一個新的階段，其中無疑蘊含著曆史的進步；但另一方麵，在近代西方的模式下，現代化又往往有其負麵的效應，它在高奏征服自然凱歌的同時，也常常導致了天與人之間的失衡；在突出工具理性權能的同時，亦使社會麵臨著技術的專製，並使人自身的內在價值受到了衝擊；而與之相聯係的功利原則、個體原則等，則使主體間關係的緊張成為難以避免的問題。就中國近代而言，現代化的進程固然帶來了希望與新的發展方向，但這一進程同時又在某種意義上伴隨著曆史的苦難：西方列強正是裹挾著現代化過程中所形成的優勢，將中國推入了血與火的近代。
現代化過程本身的悖論以及它對近代中國所蘊含的二重意義，在曆史與邏輯上導致了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對現代化過程的不同態度。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對現代化過程更多地表現出疑懼、批評的立場。被強製逼入現代化進程的曆史事實，往往很容易激發對現代化的抗拒心態，後者與依歸傳統的情結相融合，便常常導致對現代化的認同障礙。同時，現代化過程所產生的種種弊端（這種弊端在20世紀初的西方已開始逐漸顯露出來），亦自然地引發了對現代化的某種反感與疑懼。前者（傳統情結下對現代化的認同障礙）帶有前現代意識的特點，後者（由現代化的負麵效應而產生的疑懼）則似乎近於後現代意識（帶有超前或早熟形式的後現代意識）。這兩種意識與觀念往往交織在一起，呈現撲朔複雜的形態。早在五四時期，梁漱溟已對現代社會提出了批評：“現在一概都是大機械的，殆非人用機械而成了機械用人。”“而況如此的經濟其戕賊人性——仁——是人所不能堪的。無論是工人或其餘地位較好的人乃至資本家都被他把生機斫喪殆盡；其生活之不自然、機械、枯窘乏味都是一樣。”[34]在熊十力、梁啟超，以及《學衡》派等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思想家中，同樣可以看到類似的批評。與批評機械的現代世界相應的，是對中世紀閑適生活的讚美：“中國人以其與自然融洽遊樂的態度，有一點就享受一點，而西洋人風馳電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淪喪苦悶，所得雖多，實在未曾從容享受。”[35]這裏既表現了對現代化曆史進程的難以認同，又流露出對前現代化的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