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觀作為對人生之域的一般看法，內含著普遍的價值取向。事實上，當科學派將人對象化（物化）和人生機械化時，已從一個方麵表現了科學至上的價值原則。後者的進一步強化，便很難避免對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價值原則的偏離甚至衝擊。在科學派那裏，我們確實常常可以看到科學的人生觀與人本主義之間的緊張。
人在受製因果法則上與物無實質的不同，這是科學派的基本理論預設之一。與人的對象化與物化相聯係，科學派往往將人與動物相提並論。胡適在論戰期間曾提出了一個所謂新人生觀，其中重要的一項即：“根據於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他和別種動物隻有程度的差異，並無種類的區別。”[28]類似的看法亦見於吳稚暉等，在回答“何為人”時，吳稚暉曾作了如下界說：“人便是外麵隻剩兩隻腳，卻得了兩隻手，內麵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比較占有多額神經質的動物。”[29]人與動物之辯，屬廣義的天人關係之域。從早期到近代，天人之分是人本主義價值體係的基本出發點，人與其他存在（包括自然序列中的動物）的這種區分，構成了確認人自身價值的某種本體論前提。科學派以動物界定人，從自然觀的角度看當然有其理由，但就人生觀而言，則似乎又使人之為人的存在價值失卻了本體論的根據。
人作為動物的一員，其生活曆程便不必看得過於認真，吳稚暉對人生所作的正是這樣一種理解：“所謂人生，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輪到‘宇宙大劇場’的第億垓八京六兆五萬七千幕，正在那裏出台演唱。”[30]這一人生界定，被胡適稱為對“人生切要問題的解答”。依照這種人生模式，則人生似乎便成了動物式的遊戲：宇宙即大舞台，人的演唱如同動物的出場。科學派的本意也許並非如此簡單粗陋，但由其前提加以引申，卻很難避免如上結論。從人是動物，到人生即動物式的活動，人生的人文意義和神聖向度無疑被進一步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