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派之辨“偽史”，王國維之證古史，蘊含著同一個目標，即實現史學的科學化，後者同樣構成了傅斯年的學術理想。當然，較之疑古派與王國維，傅斯年對科學化的追求，表現得更為自覺；在史學科學化的道路上也相應地走得更遠。
從曆史和邏輯統一看，傅斯年的曆史研究，以顧頡剛及王國維的工作為其出發點，而傅斯年對顧頡剛、王國維的工作也作了多方麵的肯定。在談到顧頡剛的古史考辨時，傅斯年一再強調其中包含著“科學家精神”，並認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33]而顧頡剛的史學觀之所以具有價值，首先便在於它合乎科學的準則：
大凡科學上一個理論的價值，決於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範圍廣不廣，此外恐更沒有甚麽有形的標準。你這個古史論（指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論——引者），是使我們對於周漢的物事一切改觀的，是使漢學的問題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我們可以到處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來。[34]
傅斯年在此對作為曆史觀的層累造成論，與一般意義上的科學做了理論上的溝通；這種溝通既以確認科學的普遍涵蓋性為前提（凡科學理論都具有廣泛的適用範圍），又由此論證了顧頡剛史學理論的科學性。
同樣，對王國維的史學研究，傅斯年也予以了極高的評價。在《史料學導論》中，傅斯年特別列舉了王國維在卜辭研究方麵的代表性著作，認為：“王靜安君所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兩篇（觀堂集林卷九），實在是近年漢學中最大的貢獻之一。”關於王國維的這種史學貢獻，傅斯年作了如下的具體概述：“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細密的綜合，得了下列的幾個大結果。一，證明《史記》襲《世本》說之不虛構；二，改正了《史記》中所有由於傳寫而生的小錯誤；三，於間接材料之矛盾中（《漢書》與《史記》），取決了是非。這是史學上再重要不過的事。”[35]簡言之，王國維的貢獻主要便表現在運用第一手的材料，考訂一件件的事實；在傅斯年看來，這就是史學研究最主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