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代思想史的發展看，王國維是較早論及科學與哲學關係的思想家之一。在回顧其思想曆程時，王國維指出：“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1]此所謂實證論，固然也兼及實證主義，但同時亦指實證科學；形而上學則指思辨意義上的哲學。與之相聯係，在王國維那裏，可信與可愛的衝突既意味著形而上學與實證主義的緊張，也隱含著思辨哲學與實證科學之間的相互對峙，而徘徊於二者之間，則構成了王國維的思維走向。
實證科學與思辨哲學之間的徘徊，既體現了對科學價值的確認，也折射了形而上學的影響。前一方麵的強化與引申，便表現為以科學的立場拒斥形而上學；在胡適那裏，便不難看到這一趨向。胡適一再推崇科學的價值，強調科學實驗室的態度，並由此對形而上的“道”“理”等提出批評。在他看來，科學所研究的是具體的對象，形而上之“道”“理”則涉及超驗的存在；傳統哲學往往即以超驗的存在為對象，因而缺乏合理性。正是基於以上看法，他對杜威的哲學觀頗為讚賞：“杜威在哲學史上是一個大革命家。為什麽呢？因為他把歐洲近世哲學從休謨（Hume）和康德（Kant）以來的哲學根本問題一齊抹煞，一齊認為沒有討論的價值。”[2]這裏展示的，是一種反形而上學的立場；它既體現了實證主義的原則，又以科學實驗室的態度為其源頭。如果說，在王國維那裏，實證科學與思辨哲學呈現出某種分離的態勢，那麽，胡適則進而以科學實驗室的態度拒斥了形而上學。
對科學與哲學對峙的另一種回應方式，是從分離回歸統一，王星拱在這方麵似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科學在近代的凱歌行進，是王星拱強調的首要事實：“近來科學發展，一日千裏，似乎把哲學的領土侵略殆盡了，哲學尚有其本身的範圍與否，還是一個問題。”[3]在科學日益擴展的背景下，哲學的唯一選擇便是向科學靠攏：唯有如此，哲學才能立足。王星拱對此作了明確闡述：“科學是要用科學的方法，哲學也要采取科學的方法，換言之，即具有科學的精神，方能成為哲學。”[4]在此，引入科學方法，構成了哲學所以可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