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的認識由現實轉向神靈時，思想的虛幻和精神的超驗性就出現了。“宗教按它的本質來說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個內容，把它轉給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後彼岸之神大發慈悲，又反過來使人和大自然從它的豐富寶庫中得到一點東西。”[8]這種企圖通過迂回的精神寄托解決現實問題的方式，充滿了虛幻色彩，它認為人隻有在自己的想象中才有精神力量，目的是通過“某種超驗性的力量的辦法”來解決問題。這樣一來，人們便將自己的現實關係轉化為某種形式的虛幻關係，自己的心靈也就寄托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了。而在實際上，人沒有意識到，“人所固有的本質比臆想出來的各種各樣的‘神’的本質，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為‘神’隻是人本身的相當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9]。這個想象出來的異己對象很完美、很高大，以至於無所不能，它是救世主的形象和世界主義的偶像，其超驗性不難理解，“空虛早已存在，因為宗教是使人自我空虛的行為”，“宗教偽善、神學是一切其他謊言和偽善的藍本”。在宗教迷霧的籠罩下，“中世紀的思想均受到這樣一種信念的鉗製，即人是有罪的，生於斯世就災難深重，輕如火花一般地飛升消失；世界終究會達其末日；地球上的生命並無自身的意義，不過是走向天堂或地獄的一種序曲”[10]。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這種偽善和虛幻並不少見，不僅需要無產階級理論家辯證地解讀它，更需要工人階級現實地對待它。“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裸地呈現在我們麵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麵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11]回顧一下基督教天主教在近代中國的傳播曆程，就不難理解這個問題，它在本國的馴順表情與在中國傳播時曾有的猙獰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即使到了今天，新教倫理也不曾放下幹預他國事務的作態，在他國問題上指手畫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