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自產生以來，就經常受到宗教的影響，在二者的交織發展中，“不是古代宗教的毀滅引起古代國家的毀滅，相反地，正是古代國家的毀滅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毀滅”[26]。國家與教會的關係如何擺置，是教會、教民、政府、公民都普遍關心的問題，在教會和教民看來，教會權力的從屬地位與基督教精神是相抵觸的；在政府和公民看來，如果一切都“回到天主教去”，也是行不通的，教會要獲得徹底解放，又必須摧毀國家的主要基石。這樣，國家的力量和教會的力量就經常地存在矛盾，它們處於一個動態的妥協和協調狀態。推動二者發展的媒介是人及其活動，就宗教視角看，他是“特殊宗教的神話的人”；就國家視角看，他是“特殊國家製度的社會化的人”。“天國之人”與“塵世之人”交織的結果，“現代意義上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經院哲學”，“是同人民生活現實性的塵世存在相對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國”。由此，宗教關懷中的人的解放就與現實生活中的人的解放聯係起來了，這也決定了人的解放的不徹底性。“猶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國家從猶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來。當國家從國教中解放出來，就是說，當國家作為一個國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確切地說，信奉作為國家的自身時，國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質所固有的方式，作為一個國家，從宗教中解放出來。擺脫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徹頭徹尾、沒有矛盾地擺脫了宗教的解放，因為政治解放不是徹頭徹尾、沒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27]在不可能一下實現徹底解放的狀態下，宗教和國家是間接實現人的解放的兩個不同中介，二者有差別也有聯係，因為國家對宗教的態度就是國家裏的人對宗教的態度。人通過國家中介在政治上獲得解放，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政治限製和思想禁錮的；宗教以間接的方法承認人，是以預設的上帝權威為前提的。“正像基督是一個中介物，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狹隘性轉移到他身上一樣，國家也是一個中介物，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28]政治解放的結果是宗教被從公法領域驅逐到私法領域，人雖然以有限的方式、特殊的形式作為類存在物和他人一起行動，宗教卻成了利己主義領域中造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形式。宗教的影響盡管仍然是社會領域中的力量，卻已經不再被認定為具有共性的本質。就是說，政治解放並不打算完全消除宗教的影響，對於人們在實際生活中的宗教篤誠，是給予很多存在餘地和發揮空間的。因此，“所謂基督教國家，就是不完備的國家，基督教則是它的不完備性的補充和神聖化。因此，宗教必然成為基督教國家的手段，基督教國家是偽善的國家”[29]。這種情況下，宗教是對國家的否定，它成了不完善的政治。宗教國家之所以需要宗教，是為了充實自己而使自己成為國家，這是對宗教作用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