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麵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研究中的誤區是多方麵的，而走出這些誤區或消除有關悖論，需要有認識上的祛魅，不迷信某些權威或神話；需要在心理上解蔽，不糾結於個別論斷或拘泥於個別事實；需要在方法上開新，不抱殘守缺或固守成例。司馬雲傑把文化悖論的表現描述為：“它首先是指文化價值、功能上的自我相關的矛盾性和不合理性；其次是指文化價值、功能上的矛盾運動法則；其三是指文化建構的人的價值思維方式上的悖謬；最後是指文化創造對於它的主體（人）的悖謬，或者說人在文化世界中的自我悖謬。”[31]這四個方麵的悖謬是造成文化研究誤區的重要根源。要走出誤區，需要在文化主體、文化客體、文化邏輯、文化研究方法等方麵進行反思和檢討。
（一）走出非此即彼的“決定論”迷局，確立辯證的思維範式
列寧曾經說過：“形而上學的化學家還不善於實際研究化學過程時，就臆造什麽是化學親和力的理論。形而上學的生物學家談論什麽是生命，什麽是生命力。形而上學的心理學家議論什麽是靈魂。這種方法是很荒謬的。不分別說明各種心理過程，就不能談論靈魂：在這裏要想有所進步，就必須拋棄那些什麽是靈魂的一般理論和哲學議論，並且能夠把說明這種或那種心理過程的事實的研究放在科學的基礎上。”[32]根據曆史研究和經驗研究的情況，對有關爭論做出科學的判斷是很有必要的，文化概念認識中的悖論或偏差不是人為臆造出來的問題，也不是單純文化表述上的爭議。從人類社會發展看，它已經超出了經驗認識和社會實踐所引起的問題和爭論的範圍，而且也是人們進一步認識和解決文化問題的契機。前已述及，在文化概念認識上的“非此即彼”思維，可能會產生機械化的理解或形而上學式的解讀，簡單地認為文化是由某個方麵完全決定的觀點是難以說明文化的複雜現象的，認為文化可以用一些數學參數精確描述的觀點也是靠不住的。比較有效的辦法大體上可以是這樣的：一是區分某些參數的作用或某些認識工具的作用，理解它們在文化研究中的影響，消除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的片麵理解，回歸到價值理性的合理規範中；二是區分理性思維和虛幻想象的差異，克服文化認識上的虛無論，回歸到對文化概念的較為全麵的語境分析中；三是區分文化成分的量與質的差異，克服關於文化意蘊和文化形成上的認識誤區，實現對文化漸變與飛躍的認識上的統一；四是把握文化的整體規範，體現各種文化價值力量運動的一致性和相關性，說明各種價值力量交互作用構成的客觀情勢和運行趨勢。這些方麵的辯證思考，有利於消除單一的認識模式，有助於全麵把握文化研究之情勢，有利於發揮概念的尺度作用和顯示其方法論意義。我們可以列出許多片麵性的觀點，如文化研究上的“直線論”觀點，過分追求文化的單進性而忽視了文化發展中的往複性和退化現象；片麵的價值主義觀點，僅僅以“進步性”來說明文化的發展的具體過程，在認識論上的障礙也是極其明顯的。文化研究中的辯證思維不僅是針對科學認識而言的，更是針對勞動者的實踐而言的，創造性地深入研究文化範疇的基本前提，是辯證認識文化的結構和體係。毫無疑問，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運用於文化研究，是體現文化概念係統性和完整性的基本方法。